“误拆现象”之法律探析/王卫洲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7 01:39:52 浏览:9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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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笔者接到江苏省句容市吴女士的法律咨询电话，吴女士诉称自己父亲的房屋，在xx镇政府实施的拆迁过程中，未经签订协议、未经法定程序的前提下被拆毁，据吴女士陈述，该案已经经当地派出所调查处理，派出所调查结果为“误拆”，不属刑事案件。
笔者属于一名从事拆迁领域的律师，在接到此电话前，笔者曾陆续收到来自江苏、福建等各个省份的当事人来电咨询，反映自己的房屋被“误拆”， 从2010年—2011年笔者接到关于“误拆”现象咨询电话约为20次左右。而根据媒体报道：重庆江北区章先生、福建莆田翁先生、云南昆明普女士、山东刘先生和两位邻居、河北张家口市蒙女士等等均曾遭遇过“误拆”事件，笔者查询到2009年—2011年7月媒体报道的“误拆”事件有69起。
据笔者分析，由于城市范围内土地资源的稀缺，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和各类开发主要涉及的拆迁区域集中在郊区，而这些范围内的居民大多属于文化水平较低和维权意识相对淡薄的农民，事件发生后寻求媒体帮助的并不多，故经媒体报道的事件只占此类事件的一小部分。
在国的房屋拆迁实际操作中，一般都是由政府主导，动员拆迁户、沟通协商拆迁补偿等一系列行为均由地方政府来组织实施。为何在政府组织和实施的拆迁过程中会频频发生“误拆”事件？仅仅媒体书面报道的就可以查到69例，不禁让人不寒而栗，而对于“失误”的概率亦感觉不可思议。此外在媒体以及笔者法律咨询中谈到的“误拆事件”，被误拆者有一共同特征即全部是没有达成拆迁协议的“被拆迁户”，这一点是“误拆”最明显、最根本的特征。
一、关于“误拆”真实性的探析。
为探析这类“误拆”事件的真实性，我们不妨结合这些误拆案例来加以分析，以吴女士的父亲的房屋为例。
案情回放：案件事实为因句容市xx镇人民政府实施xxxxx道路工程，吴先生的房屋属于拆迁范围内，在2010年xx镇政府与吴先生多次协商，均未达成补偿协议，之后吴先生由于身体不好到县城里的女儿家即吴女士家住下在附近医院看病，在2010年11月8日突然有人告知吴先生，家里的房子在凌晨被人拆掉了，吴先生的女儿赶到现场，果然吴先生的房屋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后吴先生的女婿向公安局报案，xx镇派出所经询问受害人以及施工单位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有关人员，并作调查笔录，后派出所称：房子是施工单位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的一个员工“误拆”掉的，这不属于刑事案件。吴先生听到这个消息气的差点晕倒，明明是半夜三更偷拆的，怎么变成了误拆？这么大的房子怎么会误拆掉呢？
深入调查：经过调查取证，笔者看到了xx镇派出所调查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有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在这份笔录上，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的陈述内容为“在2010年11月8日早上七点半左右我到公司上班。我公司的施工队长XXX向我反应2010年11月8日凌晨二点多钟将XX村一家的房子拆错掉了，然然后我就问这是谁拆的。施工队xxx讲是一操作工用装载机拆的，但是不知道是哪个人走掉了，房子是误拆掉的。但是损失由我们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来承担。情况就是这样的。”
笔者经过分析认为，从该份笔录来看公安机关的询问结果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从时间上来讲，凌晨两点属于休息时间，施工单位的工作人员在休息时间自己起床加班“误拆”掉吴先生的房屋不合乎逻辑；而作为用人单位，自己的一个员工走掉了，竟然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显然是在说谎；笔者调查现场时，据吴女士陈述，房子在被拆掉时，周边的房子均已全部拆完，只剩下吴先生一家，在周围没有任何要拆迁的建筑物的情况下，如果是误拆，那么这个人本来打算要拆掉的对象是什么？ 显然亦不合乎逻辑。
据吴先生的侄子（民间维权人士）调查，房屋被拆毁后，吴先生的侄子打电话要求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的经理要求一同到派出所处理事情，当吴先生的侄子质问道到“11月8日凌晨拆那个（吴先生）房子是不是你们决定的”，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经理xxx诉说道“这个都是政府事”，之后谈话中xxx说道“他（政府）不讲哪个敢动啊，他（政府）不讲是不好动的”“都是政府的事”，此后谈话中吴先生的侄子说道政府称全是江苏xx建设有限公司员工的责任，xxx生气的说“他们（政府）是瞎扯！”。
对于房屋是否是政府安排偷拆，还是误拆的，笔者不宜在此文作定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句容市公安局xx镇派出所对于本案的调查结果，很难让人信服。
笔者认为不论是吴先生，还是在媒体以及法律咨询中谈到的其他“误拆事件”，者有一共同特征，即全部是没有达成拆迁协议的“被拆迁户”，由此可以说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所误拆的基本上都是列入拆迁范围的达不成协议的“被拆迁户”，这一奇怪的现象不禁让人不得不质疑“失误”的真实性，而房屋被“误拆”后，地方政府、开发商的所给的理由亦难以让人相信。
云南网报道，被拆迁户叶女士没达成拆迁协议，在不知情的前提下房屋被拆毁，而地方政府拆迁负责人周先生给与的理由为:一位拆迁指挥的负责人指挥失误。
《京华时报》报道：某农民工子弟幼儿园在未达成协议的前提下，业主毫不知情房屋被拆，地方政府负责拆迁人员给予的理由为:拆迁工作人员不知道该幼儿园未达成拆迁协议，故一并拆除了。
《江南时报》报道：南京市民张海山房屋被误拆，拆迁单位给予理由为：因为张海山的房子多次被窃，屋内已被洗劫一空，门窗都已不在了，所以工人误认为这户已搬家，造成误拆。
除此之外，认错房屋、疲劳过度、疏忽等很多说法都是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误拆”公民房屋的理由。这些荒诞的理由只要我们不是弱智，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其中的破绽，而专业负责侦办刑事调查的公安机关却对于这类理由绝大部分予以采纳，直到今日“误拆”现象层出不断，而被警方侦查出属于“偷拆”没有一例。但是对于“误拆”的理由，无论是被拆迁户还是其他人员均强烈质疑。
《阳城晚报》在《误拆把戏》评论道“强拆涉嫌违法，后果严重的甚至涉嫌犯罪，误拆却只是工作中的“小失误”，面对舆论好交代，对当事人以批评教育为主，大不了写写检讨，顶天了也只不过是有高官出来“怒斥”，两者政治成本判若云泥。有了成功“误拆”的济南经验，各地恐将纷纷效尤矣。”
中国经济网报道：“误拆”竟成了对付“钉子户”的绝妙办法？
《长江网》报道：对于“误拆”一类的说法，国内民生观察工作室负责人刘飞跃表示，所谓的误拆，不能说是误拆，是故意的行为，这是强制和野蛮拆迁当中的一个现象，是拆迁方玩弄的一个手法，这比强制、暴力拆迁更恶劣。
显而易见，社会各阶层对于地方政府和开发商所称的“误拆”不予认可，笔者作为一名从事拆迁领域律师认为：1、所谓的“误拆”拆掉的房屋均是拆迁单位千方百计想要拆除的房屋，拆迁单位存在偷拆房屋的故意；2、房屋作为一种固定的财产无论是其体积还是价值，都不可能成为被“认错”“拆错”的对象；3、误拆事件发生如此之多，而误拆事件拆错的对象没有一例属于拆迁用地范围之外的房屋即拆迁红线周边的房屋，说明拆迁单位并不是“误拆”事件中那样疏忽大意；4、从以上案例拆迁单位给予的“误拆”的理由来看严重违背社会常理，不合乎逻辑。
二、关于误拆现象根源的探析。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注：2011年1月22日失效）、《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在符合法律条件的前提下，如果被拆迁人无理拒绝政府实施的拆迁行为，可以通过下达行政裁决、责令交出被征土地决定等法律程序处理，在法律文件生效后则可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既然有法定程序来保障拆迁单位实施拆迁，为何还会频频发生“误拆”，而不肯通过合法的强制程序来拆迁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为以下几点：
1、由于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部分项目没有办理拆迁审批手续或者审批手续违法，无法启动合法程序。
据悉，不少地方为招商引资、追求政绩、扩大财政收入大搞土地财政，正常来讲一个县级行政区一年的用地指标一般在五百亩左右，而实际上很多县级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用地需求远远超过用地指标，所以为使用土地不少地方用地呈报和审批存在违法，更有甚者连征地拆迁的审批手续不存在的情况便开始实施拆迁，这些违法项目不仅仅是地方房地产开发，甚至某些国家重点项目如修建铁路、公路工程都存在非法拆迁。
此外由于开发用地的郊区居多，而郊区的土地属于集体土地，使用集体土地需要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将其转为国有，部分地方由于不符合征地呈报条件采取了非法征地的方式。
由于审批违法或者非法的情形，很多项目由于不具备通过司法、行政等法律程序强制拆迁的法定条件，故无法启动合法的强制执行程序。
2、非法强拆将承担刑事责任，为规避刑罚，制造“误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判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若不经过合法程序故意强拆房屋，将涉嫌犯罪，对于刑法的严厉处理，任何人不敢轻易触犯，但是如果是由于过失造成财物损失，并不承担刑事责任。所以为了躲避严厉的刑事处罚，很多拆迁单位利用“失误”“过失”等理由，拆毁公民房屋，这样即达到了目的又不用承担刑事责任，顶多是赔点钱而已。
3、由于司法机关对于“误拆”事件，从不深入调查，导致实施“误拆”的单位有恃无恐。
拆迁，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名词，它与地方政府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拆迁都是由政府来动员、实施。由于牵涉政府，公安部门接到群众关于拆迁过程中拆迁单位存在的暴力、野蛮的行为的举报，一般不会予以回应，就是肯到现场调查也很少深入调查、公正办理。
所以实施“误拆”的人，由于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地方政府的保护故有恃无恐，而如果被拆迁人追究民事、行政责任，则需要漫长的法律程序，而且开发商往往财力雄厚，根本不在乎赔偿的数额。加之司法程序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人民法院未必会立案受理或者依法审判，故被拆迁人一旦房屋被拆毁，将很难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地方保护、土地财政、司法不公等一系列原因导致了“误拆”事件的泛滥，也使“误拆”成为对付“被拆迁户”的绝招。
三、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监督司法机关的体制。
笔者以为，我国各地方违法拆迁显现频频发生其根源是，由于地方保护的干涉，违法行为发生后几乎不会承担应有的法律责任，很多被拆迁人多次寻求警方以及其他司法、监督机关的帮助都得不到解决，这属于“误拆”现象愈演愈烈的关键所在。
目前违法拆迁如火如荼，由于拆迁引发的社会矛盾已经相当激烈，为此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国务院、国土资源部，中央纪委、监察部从2010年到2011年一年时间连续下达四次紧急通知，而且2011年1月22日改革拆迁法律，出台新拆迁法。据悉，针对集体土地上的拆迁问题，不久将再次修订《土地管理法》，但是新拆迁法出台后，拆迁中存在的“误拆”现象和其他违法现象并没有得到较大的改善，原因何在？
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来看，对于各类违法现象均有相对应的规定，可以说不管是新拆迁法还是旧拆迁法，只要能够完全按照其执行，就足够了，就完全可以保障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而问题的关键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有效的监督体制，再完善的法律也只能相当于给老百姓打“白条”。笔者认为，依法治国重点在于治理司法机关，对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应当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体制。
1、必须修改对拆迁案件的信访属地管辖原则。
绝大多数被拆迁人，在房屋“误拆”以后，选择上访，而不远万里来到首都北京，国家信访局能作的仅仅是开一张信函“回当地解决处理”，而拆迁案件不同于其他案件，其他信访案件仅仅是针对某个人、某个部门，而拆迁用地往往是地方政府全力推进的，拆迁项目的推进都是政府及其各个部门共同的行为。如：各地拆迁中，往往由区县委、区县级政府成立指挥部，区县政府领导任总指挥，抽调各部门领导担任成员，即使不成立指挥部，拆迁用地也是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甚至某些拆迁项目，不仅仅是县级政府主导，连市级政府都是非常支持的。在这种客观环境下，由地方政府自己来处理违法拆迁事件，简直是“与虎谋皮”，所以在市县政府信访局，违法拆迁的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
故为解决拆迁这类敏感、阻力大的案件，必须将改革信访管辖，即将拆迁中涉及的违法问题重大问题应提升到省级人民政府信访部门，如省级政府信访结果不服，可以向国家信访局申请复核，而国家信访局应当加大对于地方信访案件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的投入。
此外建立异地管辖也是可行的制度，但是异地选择至少应该不属于同一个地级市。
2、针对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应加强监管，建立有效的监督体系。
“误拆”现象之所以如此严重，拆迁单位固然难逃其咎，但笔者以为关键问题在于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违法犯罪行为没有人监管，仅仅受到道德和舆论这些不可执行的因素的约束，是多么的可怕，在利益的驱动下，有多少人能够恪守道德的底线?相反如果司法机关有案必查、从不姑息，又有谁敢以身试刑法吗？在笔者接触的“误拆”事件中，几乎没有一起经过警方的深入细致调查；《刑法》的保护对于被拆迁户来讲相当于一纸“白条”；不仅如此，在个别地方甚至连人民法院都不会受理有关拆迁的行政案件。
按照目前的法律，对于行政机关不作为可向法院起诉，但是对于司法机关的不作为我们能向谁起诉？笔者认为由于司法机关的不作为，导致“误拆”事件频繁发生；而由于缺乏对司法机关有效的监督制度，司法机关不作为无人问津，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故治理违法拆迁的关键在于监督司法机关。
虽然人民代表大会是司法机关的监督部门，但是人大的监督不像法院审判或者行政复议那样，能够作出有效的、直接处理问题的判决、决定，对于这类地方保护严重的事件，光靠人大监督还远远不够。笔者认为针对以上现象应建立由上级司法机关管辖的针对司法不作为的裁决制度：即建立一个由上级司法机关针对下级司法机关的有案不办、压案不查等行为，通过听证、开庭等方式进行审理，由裁决机关根据双方举证、质证、意见进行裁决，裁决之后下级司法机关必须执行。针对上级司法机关袒护下级，不肯做出裁决的应当规定，可以向上上级司法机关裁决，以此类推，而诉至最高级别的机关时，必须作出处理决定，以此成立一个真正的行之有效的、有别于人大监督的有法律程序保的障刚性监督制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落实到实处。
此外，笔者认为除健全司法机关的监督外，通过适当的方式让当事人有能够了解事实真相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将民间司法机构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予以加强，要求各单位、个人从以前的可以配合、改为应当配合，这样当事人可以通过委托律师调查真相，其他监督力量如记者，如果也可以享有对所承办事件调查取证的权利也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一方面对拆迁单位是一种约束，而且有效避免司法机关的不作为，促进司法监督体系的良性循环。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科技管理工作的通知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安监总科技〔2007〕169号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科技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各省级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各直属事业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实施“科技兴安”战略，贯彻《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确定的指导方针、目标和任务，落实《安全生产“十一五”规划》、《“十一五”安全生产科技发展规划》，构建安全生产科技创新、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与推广体系，提升安全生产自主创新能力和公民的安全科学素质，现就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科技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明确安全生产科技工作指导思想
坚持“安全发展”的指导原则，实施“科技兴安”战略，贯彻落实“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发展方针，整合安全生产科技资源，构建安全生产科技创新、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体系，加强安全生产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安全生产科技水平，为安全生产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坚持安全生产科技工作原则
（一）坚持“鼓励创新、强化投入”的原则。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积极引导、鼓励和支持产、学、研三方发挥自主创新优势，加大安全科技投入，以企业为主体，加强先进、适用技术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
（二）坚持“突出重点、典型示范”的原则。针对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行业领域急需解决的关键、重点安全生产问题，集中科技力量，组织开展共性、关键性技术攻关，对于取得明显实效的成果，典型示范，推广应用。
（三）坚持“整合资源、形成合力”的原则。通过强化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对安全科技的组织指导作用，加强从事安全科技的企事业单位间的组织协调，促进产学研结合，实现安全科技资源整合，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四）坚持“端正学风、求真务实”的原则。树立求真务实的学风，抵制学术研究上弄虚作假，防止和纠正广种薄收、空泛浮浅的现象，提倡奉献精神，不断加强安全科技队伍建设。
三、努力构建安全生产科技管理体系
建立政府支持引导、企业为主体、研究单位广泛参与、产学研紧密结合的安全生产科技管理体系。
（一）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根据国家科技发展战略和安全生产实际需求，负责编制安全生产科技总体规划和科技发展年度计划；组织提出国家安全生产科技项目，并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指导、监督安全生产科技研发基地建设和安全生产专家队伍建设。
（二）省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围绕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对安全科技工作的规划和要求，结合地方安全生产实际需要，组织编制本级安全科技规划和年度科技发展计划，并对相关项目实施监督管理。
（三）从事安全生产科学研究的单位应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科技规划，积极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推广应用工作，大力开展安全生产科学研究基地建设和安全生产专家人才队伍建设。
（四）企业应按照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要求，加大安全科技投入，积极开展安全生产科技研发工作，采用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
（五）安全生产科技人员应树立创新观念，坚持求真务实的良好学风，积极参与安全生产科技工作，集中力量，重点攻关，集中精力，密切合作，力求解决安全生产科技实际问题，为安全生产攻坚克难提供技术保障。
四、切实加强安全生产科技项目管理
（一）安全生产科技项目主要指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的与安全生产密切相关的科研项目。安全生产科技项目管理内容主要包括项目立项、项目执行、项目评审验收、成果鉴定、奖励、推广、示范等过程管理。
（二）安全生产科技项目立项建议、可行性论证应广泛听取企业、研究机构、安全管理等方面的专家意见，坚持科学、公正、公开原则，择优确定项目和承担单位。
（三）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负责对纳入本级年度安全科技发展计划和国家各类安全科技计划项目实行统一管理；省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负责本级安全生产科技计划项目监督管理，并从本级年度科技发展计划中遴选优秀项目向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申报推荐，安全监管总局将通过综合评审的项目列入安全生产年度科技发展计划。
（四）安全生产科技项目管理应严格执行国家有关科技项目的管理规定，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加强对项目执行情况的跟踪管理，明确考核指标，监督项目经费使用情况。项目承担单位对其承担的安全生产科技项目的具体实施负责。在组织项目实施过程中应落实责任分工，确保科研经费专款专用，并按期完成科研任务。
（五）安全生产科技项目验收由立项部门负责组织。项目承担单位在完成研究任务后，应及时按照项目计划任务书规定的内容，对项目研究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总结，并向项目立项部门提出验收申请。
（六）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结合安全生产实际，遴选安全生产优秀科技成果，通过展览、论坛、现场会等形式，推广科技成果，发挥典型示范作用，促进安全科技示范工程建设。
（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负责组织每两年一届的安全生产科技成果和优秀推广项目评审活动。省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积极推动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工程应用工作，并负责推荐优秀的安全生产科技成果。
五、继续加强安全生产科技能力建设
安全生产科技能力建设重点是安全生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研发基地建设和示范基地建设。
（一）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组织建立安全生产专家库，注重发挥安全生产专家在安全生产重大决策咨询、法规和标准制定、事故救援和调查处理、科技攻关、科技立项、咨询评估、安全检查和专项督查等方面的智力支持作用，并为专家创造和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加强专家队伍管理。
（二）各级安全监管部门、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结合安全生产科技支撑能力、应急救援能力和检测检验能力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研发基地建设，积极引导、支持研究单位和企业建设安全生产科研基地和示范工程。研究单位和企业应加大推进安全生产科研基地和示范工程建设。
（三）加强安全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和学风建设。通过宣传教育和制定有效措施，大力弘扬优良学风，坚决抵制科学技术研究中的不良风气。培养一批素质高、责任心强、有奉献精神、有管理才能和安全科技专门知识的人才队伍。
（四）安全科技素质教育是安全科技的基础。坚持“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弘扬安全文化”原则，积极开展安全生产科普工作，全面提升劳动者科学素质。加大安全生产科普投入，丰富安全科普内容，积极开展安全科普“进厂区、进矿区、进社区”活动，充分利用报刊、电视广播、网络等宣传安全生产科普知识。
请各有关单位按照本通知要求，结合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情况认真组织落实。
二○○七年八月九日
人民监督员意见的效力问题研究
景县人民检察院 王艳芬
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全国的实践已初显成效。不过，这一尚在探索中的制度还有诸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其中，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效力问题就是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保障人民监督员监督的效力，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得到充分的尊重，既是检察机关设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时的愿望，也是人民群众对这一监督制度的期望。那么如何充分发挥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效力，使其成为检察机关规范执法、公正执法的有力保障呢？下面，笔者试就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效力问题作一下分析。
一、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对检察机关的约束力
人民监督员依据一定的程序进行监督并形成了监督意见，但是，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则主要取决于其所形成的监督意见对检察机关是否具有约束力。从现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相关规定来看，监督意见对检察机关的约束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于人民监督员依一定程序形成的监督意见，检察长必须认真审查。同意监督意见的，有关检察业务部门应当执行监督意见。
（二）检察长经审查不同意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应当提请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
（三）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采纳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有关检察业务部门应当执行监督意见。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不采纳监督意见的，应当通过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向人民监督员作出说明。
（四）参加监督的多数人民监督员对于检察委员会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要求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复核。而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应当及时复核并反馈结果。上一级人民检察院采纳监督员监督员意见的，下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执行。
由此可见，人民监督员一旦作出与检察机关不同的监督意见，就会使被监督的检察机关启动检察长审查程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程序，甚至还可能引起上一级检察机关的复核程序。监督意见能够引起一定的程序后果，这是人民监督员监督的程序性效力。虽然这种程序效力并无直接的法律依据，但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已通过规范性文件将其确立为一项制度和一项体现法律原则的辅助性程序，这种程序因此也就有了合法性，产生一定的程序约束力。
但是，作为一项尚未纳入法定程序的社会监督制度，要使人民监督员与被监督的检察机关不一致的监督意见得到充分尊重，产生足够的效力，绝非易事，目前，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二、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效力方面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监督意见“柔性”较强，“刚性”不足
人民监督员即不是执法主体，又不是编外检察官，也不是诉讼参与人，因此他们的监督属于民主监督或社会监督，不是国家权力行为的监督，只是对诉讼有积极影响程序内的监督、制约机制。他们既不能要求被监督的检察机关必须照自己的监督意见办，也不能代替检察机关作出决定，更不可能在检察机关拒绝自己的监督意见时对其施加某种制裁，所以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的、间接性的，只有通过检察机关才能发挥它的功效。因而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对检察机关的约束力是弱式型的，监督意见被接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检察机关的自觉性。一般来讲，检察机关自己创立了监督员制度，对监督意见会充分考虑和尊重，有自身的自觉性。但这种自觉性是从整体上来说的，并不意味着检察人员都有接受不同意见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因此一项违反其本意的监督意见无论是否正确，都有被排斥的先天性风险。
（二）监督意见审查程序不当
人民监督员是监督主体，人民检察院（而非人民检察院的业务部门）是监督客体，由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审查”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主客”错位，“审查”不当，颠倒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关系。而且，当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与人民检察院的意见不一致时，最终裁判的主体应当是“第三者”，而非争议双方，以便“居中”评判。根据试行《规定》却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终局决断，规定有些不妥，建议修改。
（三）监督意见力度不够
根据试行《规定》，“三类案件”应一无例外地进入人民监督员监督程序，但引起的只是一系列的审查、讨论程序，案件实体如何处理，最终还是人民检察院决定。而“五种情形”的监督则是“可以提出”、“应予办理”、“是否启动评议程序报请检察决定”。从中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是把人民监督员监督性质定性为民主监督的。因而，只赋予了人民监督员启动部分案件监督程序的权力，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没有实体上的决定权，仅具有“参考”、“咨询”作用，需要借助于人民检察院的内部确认而转化后才具有强制力，这就弱化了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力度。
三、增强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效力的建议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刚性的、程序性的监督制度，因此，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既不是一般的人民群众意见，又不是检察机关内部的处理和决定。要使监督意见既不能滥用，又要充分发挥作用，克服随意性和走过场，取得实际效果，还要从多方面予以完善。
一要加快立法进程。日本的检察审查委员会制度、美国的大陪审团制度，之所以具有比较强的生命力，其关键在于两项制度均是以立法形式出现。法律的强有力后盾为其的存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和支持。在我国，由于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司法改革的成果，法律还未有规定，仅仅依据高检院的有关规定来操作，法律依据尚不够充分。通过一段时间的实际运行，暴露出来的问题肯定不少，建议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将该项制度纳入法律轨道，明确人民监督员的权利、义务及选任程序和监督程序等，使该项工作更有法可依。只要通过立法，对这一程序外的监督给予直接的法律支持，就会增强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的权威性。立法对人民监督员制度予以确认，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从法外程序变成法定程序无疑会增强这种监督的权威性，增强监督意见的约束力。
二要提高监督水平。一种与被监督的检察机关意见不一致的监督意见，能否被采纳，主要取决于这一不同意见是否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从现实情况看，人民监督员不可能都是司法业务领域的内行，而承办案件的检察官却是内行。外行的意见与内行的决定不一致时，人们会有一种否定外行意见的倾向和优势。如果要使监督真正发挥作用，要使监督意见真正得到尊重，重要的前提就是提高监督水平，增强监督意见的正确性、科学性。只有当外行的监督意见体现专业水平的时候，不同的监督意见才可能被检察机关所采纳。让外行去评判内行的决定是否合法正确，这是极不容易的事情。为此，绝对不能忽视人民监督员监督水平的提高。提高监督水平，当然依赖于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必要的培训，同时，在人民监督员队伍中保证足够比例的具有法律素养的成员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要增强检察机关接受社会监督的自觉性。检察机关真正自觉而真诚地对待与已不同的监督意见，增强接受监督的自觉性，这是人民监督员监督意见效力的重要保障。同时，为防止检察机关案件承办人对于不同的监督意见产生排斥心理，而出现向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阐述时，把重点放在监督意见难以成立的理由阐述上，从而影响监督意见被采纳的可能性的情况出现，笔者建议对进入监督程序的案件，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事先阅卷，在承办人向监督员汇报案情时可以作补充汇报，让人民监督员在充分了解全面案情的基础上发表意见，从而体现程序上的公平正义。对监督员作出相反意见的，该意见由监督员办公室汇报。同时，人民监督员主持人可列席检察委员会，并就意见形成的理由发表相应说明。对于被采纳的意见，如果相关检察业务部门不认真执行，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样就避免“你监督你的，我照样一意孤行”的现象出现。
四要改善监督程序，拓展监督渠道。监督程序的设计应着眼于有利于人民监督员形成正确的监督意见。为了让人民监督员能够形成正确的监督意见，需要有一套合理的程序。程序的合理性主要在于保证人民监督员能够得到充分的监督信息，即充分了解案件事实情况和相关证据。保障人民监督员独立行使权利，不受被监督检察机关的干扰、影响或暗示。有合理的时间消化案情和证据，理解相关法律规定的原意和运用的关键。
五要进一步强化人民监督员表决意见的拘束力。人民监督员制度具有程序和效力的刚性。我们应在坚持这一优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监督的效力。因为没有效力和效率的监督是没有意义的。笔者认为，人民监督员制度可与检察委员会制度结合起来，赋予人民监督员决议更强的效力，只要人民监督员的独立决议与检察机关原决定或拟作决定不一致，就必然启动检察委员会讨论案件程序。这样，就使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意见对检察机关产生一定的约束力。
六要完善人民监督员的履职保障。只有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各项权力得到充分保障，才能使监督意见发挥效力。因此，一是要保障人民监督员参与监督的时间。人民监督员办公室应加强与人民监督员工作单位的协调，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监督时间。二是要保障人民监督员按规定参加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限制和剥夺。三是要保障人民监督员充分获悉案件情况。检察机关应向人民监督员提供完整全面的综合材料，以方便人民监督员能够全面了解案情，从而作出判断。四是要保障人民监督独立行使监督权。明确人民监督员在监督评议发言以及履职活动中说真话、敢监督。五是要进一步健全并完善人民监督员的人身保障和经费保障。解决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经费，落实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工作津贴和办案补助，这样便会从物质方面保障人民监督员地位的独立性。
人民监督员制度正在不断的完善和发展，相信经过深入总结经验和广泛调查研究，由国家立法机关出台相关法律，并落实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相关配套制度，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范化、法定化，这项制度必将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