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许长城际快速通道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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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院职权几个特性的认识

戴洪斌


　　人民法院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依法行使审判职权。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职权，是法治社会里重要的国家权力，它是法律生命的具体表现，是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正常运作的基本保障和最后一道屏障。人民法院依法开展刑事、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等各项审判工作，调节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秩序，产生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期，人民法院要紧跟时代发展，对行使的审判职权再认识，认真思考人民法院如何更好履职，在树立良好形象、确立司法权威和服务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上，作出更大贡献。

一、法院职权的内容

　　人民法院作为国家的审判机关，行使着国家的审判权，为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等法律赋予和确认。宪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是国家根本大法对人民法院职权的规定。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的任务是审判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并且通过审判活动，惩办一切犯罪分子，解决民事纠纷，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规定了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具体内容。按照法律部门分，人民法院目前承担着刑事审判工作，依法惩处危害国家安全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承担着民事审判工作，依法审理民事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民事权利，制裁民事违法行为；还承担着行政审判和国家赔偿审判工作，依法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有力地监督和支持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人民法院以积极的工作，切实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保护了公民权利。

二、法院职权的社会性

　　审判权为国家权力的一种，它是为解决社会上的利益纠纷而设立，通过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而调节。人民法院是重要的国家机关，是国家上层建筑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以人民法院的名义行使审判权，对经济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开展各项审判工作，办理各类刑事、民事、行政和国家赔偿案件，通过个案的办理，有效调整社会关系，规范社会主体行为，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对合法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给予了司法保障。人民法院审判权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裁决，并予强制执行，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和威慑力，这是其他国家职权没有的强制力，是保证裁判实现的必然要求。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社会性，是人民法院审判职权的重要特征，是人民法院开展好审判工作、实现公平正义、实现审判目的的基础。审判权的社会性特征，一段时间里被忽视了，但不久就得到了改善，面向社会实际开展审判工作，面向社会实际搞好审判调研，更加注重应用法学研究，以有效指导审判工作，指导审判工作有效开展。

三、法院职权的中立性

　　审判权的中立性，由人民法院职权特性决定，是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基础，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待。唯有真正保持审判工作的中立性，人民法院在实际的案件办理中，才能公平适用法律，公平作出判决。不可想象，一个不信守中立的法院，人民群众怎么会给予信任，这个法院怎么能建立起真正的司法权威，这样的法院怎么会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公平正义如何得以实现。宪法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也作了内容相同的表述。对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保持中立性，宪法上、体制上多作了保障。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立性问题，这几年已有很多论述和探索，已经牢固树立起了审判中立的理念。各级人民法院在审判工作中，一直按照中立性要求，努力排除各种不当干涉和干扰，在具体的案件办理中，努力实现着公平正义。审判中立的理念，已经内化为各级人民法院和审判人员的核心价值，也为社会各界普遍接受。

四、法院职权的有限性

　　法院职权的有限性，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一般来说，国家权力由立法权、行政权、军事权、审判权和检察权等构成，在中国审判权来自于立法权并为立法权负责。人民法院行使的审判权只是国家权力的一个部分。司法权在各种权力中历来是最不起眼的，只是在近现代，由于人格观念的确立，人权思想的兴起，司法权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事业上的重要作用凸现出来，司法权才被提高到了应有的高度和位置，也越来越为社会各界重视。即使这样，由于人民法院审判职权设置的要求，行使职权的手段和调整范围的限制，掌握社会资源有限，审判工作本身具有的被动性和中立性要求，其对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仍然有限，也必须有限，法院职权有限性特点仍然突出。法院不是万能的，对社会事务绝不能大包大揽。一段时间里，法院洞开立案大门，各类社会纠纷和矛盾大量涌入，很多都转化为诉讼案件形式。同时，也引发了社会的好诉现象。由于自身地位和功能上的局限，使得很多转化为诉讼案件的社会纠纷、矛盾，不能在人民法院审判环节得到有效化解和解决，客观上严重干扰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工作，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也损害了国家的整体威信。针对法院陷于缠诉、缠访这一社会难题，开展了全国性的涉诉信访化解专项活动，举全社会之力，通过做艰苦细致的工作，大量的社会矛盾和涉诉案件才得以化解和解决。在任何一个国家和历史时期，都不可能赋予法院太多的职权，这是审判机关的性质和职责决定了的。唯有更加深刻认识法院职权的有限性，才能使司法权归位，而不是越位和缺位，人民法院才能更好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更加有效通过审判服务社会。

五、法院职权的宪法性

　　司法权是宪法性权力。宪法第三条规定：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六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由国家权力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报告工作，人民法院机构和职权的设置、运行，由宪法、法律规定和保障。宪法赋予人民法院行使审判职权，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依照法律规定，作出裁决，并付强制实施。审判权本就属于国家权力的一个部分，并有强制执行力，它也是其他国家权力有效行使的强制力后盾，保障着自身和其他国家机关职权的有效行使。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由宪法和法律赋予，具有宪法性，人民法院要切实履行起这一神圣的职责，行使好这一宪法性权力。

六、法院职权的权威性

　　社会需要秩序，矛盾纠纷需要化解，社会关系需要调节，社会行为需要规范，这一切很多都是由人民法院通过审判来实现。必须确立司法权威，以推进人民法院的裁判得到切实的执行，法律得到有效的实施和贯彻落实，社会秩序得到维护。不可想象，法院判决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不能得到很好执行，其损害的不只是法院自身的威信，更将严重损害社会秩序、民众利益和国家的权威。近年来，社会各界更加认识到了司法权威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事业上的重要作用，司法权威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司法权威不只是关涉法院一家的问题，而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各方面支持，通过内外多方用力，才能真正确立和加强。一是把人民法院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紧密结合人民法院实际，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整体推进人民法院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各项工作，彻底解决执法不严、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等影响司法权威的问题。二是强化人民法院内部对司法权行使的监督，进一步完善审判、执行流程管理、案件质量评查等监督工作机制，加强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完善再审制度，依法纠正错误裁判，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权威。三是坚持依法纠错与维护既判力相统一。既要坚持依法纠错，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又要坚决依法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维护财产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维护司法权威。四是不断增强司法能力。法官的司法能力越强，司法水平越高，就越能实现公平和正义，司法权威就越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尊崇。五是进一步普及和弘扬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提高和强化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营造起全民尊法、守法、维护法律权威的良好社会风气。


情事变更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宋君


　　新《合同法》没有规定情事变更制度并不等于情事变更的问题就不会出现，当合同在履行过程中遇上情事变更产生纠纷时，仍需要法院作出处理，这就存在新《合同法》下如何解决合同情事变更的问题。
　　（一）能否类推适用不可抗力与显失公平
　　有学者主张《合同法》施行后涉及情事变更的问题可以类推适用不可抗力和显失公平的规定处理10，笔者认为这是错误的。
　　首先，类推适用必须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在我国所有法律条文中仅有旧《刑法》（1979）对此有明确规定，除此之外别无踪迹。从世界各国看，类推适用由于与现代法治精神相违背而逐渐走向穷途末路，我国新《刑法》（1997）也废除了类推制度。所以，类推适用的方法既无法律依据，亦不符合法学发展趋势。
　　其次，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这一不可逾越的鸿沟决定了类推适用是行不通的。
　　1、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
　　如前所述，尽管不可抗力与情事变更制度有较大的相同之处，但是二者在客观表现、对合同的影响程度、功能作用、权利性质、适用范围、诉讼时效的中止等方面还是有着重大的区别的。（详见四、错位的“合同目的落空” 3、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
　　2、情事变更与显失公平
　　显失公平是指对一方当事人明显有利而对另一方当事人重大不利。11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了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是一种可撤销民事行为，新《合同法》第54条规定了显失公平的合同是一种可撤消合同。
　　显失公平制度与情事变更制度最大的相同点是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都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消灭，而且赋予当事人的权利性质都是请求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从这可以看出，显失公平制度与情事变更制度有以下几点区别：
　　（1）利益失衡的原因不同。显失公平制度下利益失衡的原因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这是一种主观过错，在合同订立时意思表示就存在瑕疵，严格来讲并未形成合意。情事变更制度下利益失衡的原因是不可归责、不可预料的事变，双方对此并无过错，合同订立时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并未存在瑕疵。
　　（2）发生的时间不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对方没有经验的基础上成立的，因此行为成立之时显失公平就已经存在了。情事变更的发生，则是在合同成立之后、履行完毕之前。
　　（3）当事人心态不同。显失公平是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就意识到，并且努力追求这种结果的发生。情事变更则是当事人无法预见的，也不是他所追求的，当事人在合同成立时所要的只是合同顺利履行的合理收益。
　　（4）法律后果不完全一样。显失公平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撤销，情事变更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撤销和解除是有区别的：合同被撤销的，从合同成立时起无效；合同被解除的，从解除时起无效。这种法律效果的差异，学者们分别称之为“向前无效”和“向后无效”。
　　（5）请求时限不同。对于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当事人请求变更或撤销的时限为自行为成立时起一年。受情事变更影响的合同当事人请求变更或解除的时限为合同关系存续期间。这就是说，合同关系结束后当事人仍有可能依显失公平请求变更或撤销，合同成立时起一年后当事人也有可能依情事变更请求变更或解除。
　　从上述比较可以看出，尽管情事变更与不可抗力、显失公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它们之间存在的区别是不可忽略的，所以不具备“类推适用”的基础。
（二）应以公平原则为处理依据
我国学者在谈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时，有人认为是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12也有人认为是公平原则和等价有偿原则,13更多的人认为是诚信原则。14
　　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公平和正义是作为法律精神和目标追求之所在，而不是作为一项法律原则规定下来的。在其民法中，只有诚信原则而无公平原则之规定，有关公平的内容被归入诚信原则之内，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诚信原则的核心就是实质公平。于是，诚信原则在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都成了法律的最高原则，甚至被奉为“帝王条款，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15诚信原则也就成了补充一切法律漏洞的“灵丹妙药”，一切法律规定所不及之问题，均可援引诚信原则予以解决。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当出现情事变更问题而现有法律对此没有具体规定时，学者就主张以诚信原则来填补这个法律漏洞，诚信原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我国学者在研究情事变更理论时，借鉴了国外的现有成果，并将它直接引入移植，这就是我国大部分学者将诚信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的主要原因。
应该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将诚信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是正确的归位，是不可指责的，但它并不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这里，公平不再仅仅是法律的精神和目标，而是作为一项民法基本原则被确定下来，这是我国独特的做法。新《合同法》第5条和第6条也分别规定了合同法中的公平原则和诚信原则，这就产生了诚信原则与公平原则、等价有偿原则的分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笔者认为应该依据我国的法律实践，对情事变更制度重新定位，将公平原则作为其上位概念，理由如下：
　　等价有偿原则是指民事主体在从事移转财产等民事活动中，要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进行等价交换，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诚信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时应该诚实、守信用。公平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应本着公平的观念从事民事活动，正当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在民事活动中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6三者所包括的内容不一样，等价有偿原则具体表现为：（1）权利义务的对等性；（2）价值的相当性；（3）损害补偿以等同价值为限。17诚信原则具体表现为：（1）不为欺诈；（2）恪守信用，尊重交易习惯；（3）不得规避法律，曲解合同；（4）正当竞争；（5）不得滥用权利。18公平原则具体表现为：（1）机会同等；（2）权利义务相对应；（3）公平责任；（4）兼顾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19合同法上的情事变更制度，是合同成立之时，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等且价值相当，符合等价有偿原则，根据诚信原则，双方对此真实、一致的意思表示本应恪守信用，按照约定履行合同，但由于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了情事变更，如维持合同原有效力，将导致双方利益关系的严重失衡，有悖于公平原则，因此为尊重受不利影响的一方当事人和合法利益，法律允许对合同进行变更或解除，以消除其不公平结果。所以，从三者的分工来看，情事变更制度的主要依据是公平原则。
　　当然，把公平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并不意味着情事变更制度与等价有偿原则及诚信原则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公平原则本身就与等价有偿原则及诚信原则有着密切关系。等价有偿原则主要是就客观上经济价值的相当性而言，诚信原则主要是就主观上道德观念的善意性而言，公平原则兼而有之，所谓公平无非就是从社会正义角度来评价经济利益上的公正、合理。可以说，以公平原则为依据来处理情事变更问题就包含这两方面的考虑，因为在情事变更后仍维持原有合同关系，一方面是破坏了利益关系的等价性，导致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性的丧失；另一方面是漠视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一方当事人权利滥用的道德恶意。但是，设立情事变更制度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指责合同中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性(因为双方对这种变化不可预料)，也不是为了谴责当事人权利滥用的主观恶意(因为双方对这种变化均无过错)，而是为了消除情事变更导致的不公平后果，恢复双方利益均衡,这才是情事变更制度的宗旨所在。基于这点考虑，笔者主张应以公平原则作为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
　　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在法律实施上具有重要作用：第一，指导法律解释和法律推理；第二，补充法律漏洞，强化法律的调控能力；第三，限定自由裁量权的合理范围。20论证公平原则是情事变更制度的上位概念，意义在于公平原则不仅是情事变更制度的理论基础，也是情事变更制度的法律依据，当法律在情事变更问题上产生“法律不足”现象时，可以直接依据公平原则作出处理。因此，笔者认为：在新《合同法》施行后，在合同履行过程中遇到情事变更问题产生纠纷时，法院可以依据《民法通则》第4条和《合同法》第5条规定的公平原则作出处理。至于是变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应由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判决。但是，情事变更最主要的特征是导致合同履行艰难而非履行不能，基于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精神，应以变更合同恢复双方当事人利益平衡促使合同继续履行为第一选择，只有合同的继续履行已经变得没有意义或者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解除合同时，才考虑作出解除合同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