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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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海口市人民政府


海口市民办教育促进和管理暂行办法

（2006年6月2日海口市人民政府第5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6年6月13日海口市人民政府令第59号公布　自2006年7月15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利，规范举办者和管理者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非学历教育机构等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坚持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将民办教育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证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保障民办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第四条　民办学校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贯彻国家教育方针，保证教育质量，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类人才。



　　第五条　市教育行政部门是本市行政区域内民办教育工作的主管部门，依法加强对民办学校的管理、服务和监督；区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其管理权限，主管本辖区内的民办教育工作。

　　市、区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以及民政、财政、价格、公安等行政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分别负责民办教育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设立民办学校应当符合本市教育发展的需求，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民办中小学、幼儿园、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和非学历教育机构的办公、教学、食宿等场所以及有关设施、设备应当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关于安全、消防、环保、卫生等有关规定。

　　举办非学历教育机构可租用场所，但租赁期应不少于5年。



　　第七条　设立民办学校按照下列权限审批：

　　（一）申请举办学前教育、小学及其他文化教育机构的，由区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并报市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二）申请举办初级中学、普通高级中学、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审批；

　　（三）申请举办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由区以上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并抄送同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审批机关对民办学校的筹设申请和正式设立申请应当在法定时限内办理；对涉及多个办学层次的设立申请，可以由高层级的审批机关统一受理。



　　第八条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受理正式设立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申请，应当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评议。

　　专家委员会由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人、学校校长和教育界专业人士三部分人员组成，其人数各占1/3。

　　专家委员会根据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开展评议，提出咨询意见。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专家委员会的咨询意见作为其作出审批决定的重要依据。



　　第九条　审批机关对同意筹设的民办学校，应当发给筹设批准书；对批准正式设立的民办学校，应当颁发办学许可证。民办学校取得办学许可证的，应当依法进行登记。

　　审批机关批准正式设立民办学校的，应当自批准之日起20日内，将批准设立的学校名称和章程在本市主要媒体上予以公告。



　　第十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在取得相应的办学许可后，应按以下基本设置标准设立民办学校：

　　（一）基本办学规模。非学历教育机构不低于30人；幼儿园不低于30人；小学不低于100人；初级中学不低于150人；普通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不低于300人。

　　（二）校舍面积。非学历教育机构150平方米以上；幼儿园150平方米以上；小学生均4平方米以上；初级中学生均5平方米以上；普通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生均6平方米以上。

　　（三）教职工队伍。教职工与学生的比例应参照国家规定的编制比例，其中教师必须是取得国家认可的资格证书的合格教师。

　　（四）办学资金。幼儿园和非学历教育机构5万元以上；小学10万元以上；初级中学20万元以上；普通高级中学和中等职业技术学校30万元以上。



　　第十一条　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应当依照申办报告或者学校章程履行出资义务。举办者可以以资金、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无形资产等形式出资。

　　以知识产权或者其他无形资产出资的，应当经评估机构评估，出资比例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两个以上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举办民办学校的，应当签订联合办学协议，明确出资方式、出资比例和权利义务。



　　第十三条　民办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机构，设立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实行民主管理。

　　民办学校的法定代表人由理事长、董事长或者校长担任。

　　民办学校校长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校长的聘任或者解聘由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依法决定。



　　第十四条　民办学校应当有与其办学层次、规模和专业设置相适应的专职教师队伍，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聘任专职教师数量应当不少于教师总数的1/2。

　　民办学校聘任的教师，应当具备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教师资格和任职条件。民办学校聘任外籍教师和外籍人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民办学校与聘任的教职工应当签订聘用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依法保障教职工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等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推进民办学校教师与公办学校教师之间的双向交流。在教师流动中，有关学校和当事人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维护人才市场秩序，履行聘用合同约定的义务。



　　第十六条　民办学校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同等的招生权，可以自主确定招生范围、标准和方式。

　　教育行政部门对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依据其办学能力核定招生计划，在招生计划执行过程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

　　民办学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招生，任何行政部门和单位不得滥收费用，不得附加招生的限制条件。



　　第十七条　民办学校对接受学历教育的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报市价格主管部门依法批准；民办学校对其他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项目和标准，由民办学校自行确定，报市价格主管部门备案。

　　民办学校应当以公示栏、公示牌、公示墙等形式，向社会公示经依法批准的收费项目和标准。

　　民办学校学生入学后提出退学的，学校应当按照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办理退学、退费手续。



　　第十八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民办学校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在发布前向审批机关备案。发布招生简章和广告的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并与向审批机关备案的内容相一致。

　　招生简章应当载明学校名称、办学地址、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培养目标、招生专业、招生办法、学习内容、学习期限、收费项目、收费标准、证书发放等事项，其中需要经过行政机关批准的内容，应当注明批准文号。

　　民办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活动，应当与发布的招生简章、广告等向受教育者承诺的相一致。



　　第十九条　实施高级中等教育、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教育行政部门制定的课程实施教育教学，并采用经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审定的教材。

　　其他民办学校可以按照办学宗旨和培养目标，自行设置专业、开设课程，自主选用教材，开展教育教学和培训活动。



　　第二十条　市、区教育行政部门与民办学校签订承担义务教育任务委托协议的，应当根据接受义务教育学生的数量和当地实施义务教育的公办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标准，拨付相应的教育经费。受委托的民办学校向协议就读的学生收取的费用，不得高于当地同级同类公办学校收费标准。



　　第二十一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完成学业并考试合格的，由所在学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毕业证书。

　　其他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完成学业的，由学校发给培训合格证书或者其他结业证书。



　　第二十二条　民办学校教职工与公办学校教职工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在资格认定、职称评定、岗位聘用、业务培训、教龄和工龄计算等方面，应当与公办学校的教职工同等对待。



　　第二十三条　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与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民办学校的受教育者学籍、学历的管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家、省、市教育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和受教育者在申请国家、本省或者本市设立的有关科研项目、课题方面，享有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和受教育者同等的权利。

　　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组织科研项目、课题招标，应当为民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和受教育者提供与同级同类公办学校及其教师、职员和受教育者同等的机会。



　　第二十五条　民办学校应当依法建立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管理制度。

　　对举办者投入的办校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收取的费用以及办学积累等应当设置会计账簿、台账进行登记，并依法接受审批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的监督。



　　第二十六条　民办学校存续期间，举办者投入民办学校的资产、国有资产、受赠的财产以及办学积累，由民办学校依法管理和使用。举办者投入学校的资产应当与举办者的其他资产相分离。举办者不得抽逃资金，不得挪用办学经费。

　　经举办者提出，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同意，审批机关核准，可以变更举办者或者对举办者投入学校的资产在举办者内部调整出资比例。



　　第二十七条　民办学校应当加强教学、食宿场所和设施的安全及饮食卫生管理，确保师生的健康和人身安全。

　　民办学校发生突发事件，应及时妥善处理并向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报告。



　　第二十八条　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民办学历教育、学前教育所需办学用地纳入土地利用和城镇建设规划，与公办学历教育和学前教育机构同等对待，统筹安排。民办学历教育、学前教育办学用地可采取出让、划拨等多种方式提供。对举办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按照公益事业用地的有关规定，给予与公办学校同等优惠。



　　第二十九条　市人民政府设立民办教育发展专项资金，采用政府拨款、社会融资、吸纳社会捐赠等形式筹集资金，资助民办学校的发展，表彰奖励有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第三十条　鼓励金融机构利用信贷手段支持民办教育发展。民办学校可以以教育设施设备以外的财产为其自身发展抵押贷款。

　　鼓励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民办学校捐赠资产。向民办学校捐赠资产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

　　鼓励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公办学校在资金、设备、实验室、图书、场地、人员等方面对民办学校给予支持。



　　第三十一条　民办学校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时，按照法定比例提取发展基金，用于学校的建设、维护和教学设备的添置、更新等。



　　第三十二条　民办学校应当在提取发展基金时，预留发展基金的10％作为专项风险资金，专项用于民办学校停止办学后清退学生缴交的费用和重新安置学生就读。预留风险资金达到以下数额，不再从发展基金中提存：幼儿园5万元、小学8万元、初级中学15万元、高级中学20万元。专项风险资金应当设立专门账户存取，未经终止清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专项风险资金，市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对专项风险资金的预留和使用进行监督。



　　第三十三条　民办学校出资人可以依法取得合理回报，取得回报的比例，由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规定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施行前举办的民办学校，其办学积累达到一定规模且有办学结余的，对未明确出资额的实际举办者，经学校理事会、董事会或者其他形式的决策机构决定，审批机关核准，可以给予一次性奖励作为举办者的出资额，但奖励的数额不得高于该学校累计办学结余的15％。



　　第三十四条　市、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机构应当依法对民办教育实行督导。

　　市、区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督导机构应依照权限定期组织或者委托社会中介机构，根据公办学校的同等标准，对民办学校的管理和办学水平、教育质量进行督导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五条　民办学校终止时，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财务清算，依法处置剩余资产。



　　第三十六条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校在学籍管理中弄虚作假的，由市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造假学籍达到10人次以上，严重侵犯正常学籍学生的合法权益，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责令停止招生，依法吊销办学许可证。



　　第三十七条　民办学校不按规定预留专项风险资金的，市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其改正，并可处以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的问题由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2006年7月15日起施行。

中国的跨界破产法：现状、问题及发展

石静遐
（法学博士，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在研究中国破产法的现状（集中在有关跨界破产的立法空白及不成熟的司法实践）和引起广泛关注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的基础上，作者根据国际上的最新发展，特别是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跨界破产示范法和欧盟破产程序规则中的一些重要原则，对中国的跨界破产立法提出了若干建议：在普遍性原则与地域性原则的基础问题上，应当采取较为开放的态度，并应设计具体的制度去支持；在管辖权方面，既要维护中国债权人的利益，同时也需要适当的管辖权自限；最后，应注意加强跨界破产案件中的国际合作，对外国破产程序给予合适的承认与协助。




跨界破产（cross-border insolvency）也称跨国破产、国际破产、涉外破产等，它是指在一个破产案件中，债权人、债务人或破产财产位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法域。在这种情况下，处理该破产案件会涉及到不同法律，因而产生了诸多困难的问题。近些年来，随着贸易和投资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跨界破产案件的发生与日俱增。但长期以来，对跨界破产领域法律问题的解决却是非常混乱而不一致的。鉴于各国的破产立法经常与其不同的政治目标及法律文化背景有密切联系， 因此对跨界破产的国际协调一直存在诸多困难。1 但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年在该领域中出现的一些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1997年通过的跨界破产示范法（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ies，下称“示范法”）、欧盟理事会2000年通过的破产程序规则（EU Regulation on Insolvency Proceedings，下称“欧盟规则”）等，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解与支持。2
中国二十多年来贯彻改革开放政策，逐步从一个落后国家成长为国际社会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外国投资与贸易将得到进一步的飞速发展，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也将日益全球化，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越来越多的跨界破产案件。但遗憾的是，破产法在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长期以来被忽视了。3 尽管有少数几个案件或许能够暗示中国法院对跨界破产的某种态度，但缺乏具体规定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实践中的困难与不便。这种现状产生了许多问题，正如下文将要谈到的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检视目前中国跨界破产所存在的问题，然后结合国际实践，对未来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一、中国跨界破产的立法现状

中国现行的破产立法主要包括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试行）》（下称《企业破产法》）、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9章“破产还债程序”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和其它相关法规。4 中国没有对各类企业、实体统一适用的破产法，也没有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企业破产法》仅适用于国有企业，《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则适用于非国有的企业法人。

（一）有关跨界破产的法律空白

《企业破产法》包括6章43条，主要内容涉及破产申请和案件受理、债权人会议、和解与整顿、破产宣告和清算等。作为新中国第一部破产法，该法实际上包含了双重政策目标，即限制大量适用破产救济措施，同时强调和解。考虑到大量适用企业破产法将会潜在地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产生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因此破产法在中国更多地只是作为破产威胁的一种工具。5 此外，缺乏真正的市场环境与相关配套立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对破产法的消极适用。一些因素，例如对公司效率的不精确分析、破产对银行和其它国有公司的影响、政府对司法活动的干预等，均使中国法院不是很积极地适用破产法去清算破产的国有企业。于是，尽管实际存在着大量的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国有企业，但中国法院受理的破产案件仍是非常少的。6
中国现行立法在跨界破产问题上是一个立法空白。如上所述，《企业破产法》仅适用于国有企业，对任何外商投资企业均不适用。7 同时，该法没有关于跨界破产的任何规定。《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尽管可以适用于涉外企业法人，但其内容更为简单，未涉及跨界破产的特殊问题。其它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在这一问题上均未有规定。
需要提及的是，曾有广东和深圳的地方性法规比较简单地涉及到外商投资企业的破产问题，它们分别是《广东省经济特区涉外公司条例》8（下称《广东条例》）和《深圳经济特区涉外公司破产条例》9（下称《深圳条例》）。《深圳条例》第5条规定，依外国破产法宣告的破产，对破产人在特区的财产不发生效力。这样规定主要是为了保护中国公司和债权人的利益。从纯粹保护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方法可能是正确的。但特区法院拒绝承认外国破产程序对债务人位于特区财产的效力，那么外国清算人为获得这些财产，需要重复提起针对债务人的破产案件。双重程序所需的费用必然会缩减可供债权人分配的财产数额。同时，《深圳条例》也未回答特区法院宣告的破产对破产人在境外财产的效力如何。
《广东条例》第40条规定，合资公司、合作公司和外资公司的客商在境外宣告破产，其在特区的财产，可由客商本人或委托代理人提出处分意见。在实践中，当外国债权人或清算人希望取得债务人位于广东境内的财产时，股份转让的方法比直接移交更容易被接受一些。10 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外商投资企业，股份转让可能会有不同的要求。外商独资企业的股份转让程序一般比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企业的程序简单一些。后者应取得中方的同意，目的在于保护中方的利益免受由于外方破产带来的过多消极影响，但前者并无此要求。11 此外，股份转让还需要经过当地市人民政府的批准。转让客商资产所得的款项，扣除核算费用、国家税收和境内的其他债务后，全部由客商代理人处理。12 这些规定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一方面，客商在境外的破产并不剥夺他处分其位于广东境内的财产的权力。另一方面，通过股份转让的方式允许代理人取得客商在广东境内的财产，将其合并到境外程序中用于分配，并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保护了中方的利益。但在实践中，一旦外方投资者在境外破产，很难做到绝对不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同时，这些规定也招致了不少批评，特别是在有关资产处置的行政干预方面。

（二）有关跨界破产的司法实践

尽管目前中国法律未规定跨界破产的问题，但有关案件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特别是一旦外国投资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在境外被宣告破产，其位于中国境内的财产地位必然会成为一个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有关跨界破产的立法空白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困难，兹有几个案例暗示了人民法院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并不一致的实践与态度。

1. 南洋纺织品商行宣告破产案

南洋纺织品商行倒闭是首例外商投资企业在特区失败的案例。该商行由一家香港公司经营，属于外商独资企业。1983年，该商行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当时对其控股的母公司正在香港法院进行清算。香港法院任命的接管人（receiver）到深圳有关部门要求接管该商行在深圳的财产。法院只是简单地允许该接管人和当地政府进行谈判。谈判结果是接管人成功地控制了该商行位于深圳的财产，并将其用于香港的清算程序进行分配。13 当时有关法律完全没有规定对这类问题应如何解决，是否承认香港程序也无先例可以借鉴。实际上，法院对该案的处理并没有按照正式的破产程序来进行。14 但该案提示人们应当重视外商投资企业的破产问题，这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1986年《深圳条例》的出台。

2、荔湾区建筑公司案

在“荔湾区建筑公司诉欧美中国财产有限公司案”中，被告是一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与原告签订了几个合同。由于被告对合同的违约，原告在广州某法院提起诉讼。之后被告在香港进入清算程序，使案件变得复杂起来。在该案中，法院作出的裁决主要是依据合同法原则，而很少关注香港的清算程序。15 进一步而言，法院的裁决没有承认香港程序中任命的清盘人，认为其缺乏在大陆的诉讼中代表被告的资格。因此，香港清盘人不能行使诸如《企业破产法》赋予清算组的权力。16 从跨界破产的角度来看，中国法院实际上适用了地域性方法来解决该案的问题。法院裁决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原告的权益，也符合当时生效的《广东条例》中的若干原则。17

3、国际商业信贷银行深圳分行破产案

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ank of Commerce and Credit International, BCCI）是一家总部设在卢森堡的跨国银行集团，曾在世界各国设有许多子公司和分支机构，在中国深圳也设有一家分行。1990年之后，BCCI 先后被六七十个国家的法院宣告破产。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作为BCCI深圳分行的最大债权人，也向深圳中院提起宣告BCCI破产、并进入破产还债程序的请求。深圳中院在1992年受理了该案。根据中国债权人的申请，深圳中院迅速冻结了BCCI深圳分行位于中国的财产。根据《深圳条例》第5条和《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的规定，深圳中院任命了清算组，负责BCCI深圳分行的清算。清算组的报告表明，BCCI深圳分行在中国的财产大约有2000万美元，而其负债达到8000万美元。中国债权人在深圳中院开始的破产程序中得到了相应的分配。18 BCCI破产案在20世纪90年代是颇具影响的跨界破产案，尽管在该案中存在全球清算程序，但中国债权人没有参加BCCI的全球清算。19 在处理跨界破产问题上，该案可以作为中国法院采取地域性方法的一个例证。

当然，仅从非常有限的几个案例来概括中国关于跨界破产的司法实践是非常困难同时也是很不全面的。但可以看出，目前立法缺乏这方面的规定，导致中国法院经常在实践中感到无所适从。毋庸置疑，保护中国债权人利益是一个重要的而且完全可以理解的考虑因素，但是如果缺乏对目前国际实践的了解与接受，随着各国间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这一目的的实现恐怕将会越来越困难。更重要的是，跨界破产国际合作的观念对中国法院来讲仍然是很新的概念，这对进一步吸引外资和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是非常不利的。最近，广东省某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份民事裁定承认了意大利法院作出的某破产判决的法律效力。这可能是中国法院正式承认外国破产判决的第一起案件，对于破产案件的国际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跨界破产面临的问题
??对广信破产案的若干分析

1999年1月16日，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称广信）由于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企业破产法》宣告破产。作为中国第一起有重要影响的国有金融机构破产案，广信案以其所涉及的财产及外债数额之大，迅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该案至今尚未审结，但其中有不少值得注意的法律问题，有必要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

（一）对债权人的公平待遇及外债登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