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长沙市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条例》的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8 00:56:59 浏览:9275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长沙市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条例》的决定
长沙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长沙市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年8月26日长沙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04年9月28日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长沙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废止《长沙市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条例》的议案，决定废止《长沙市城市商业网点建设管理条例》。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仰望的距离
------中国农民人权现状浅析
田景仲
内容摘要：本文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着重于中国农民与人权之间的距离来分析农民仰望人权的现状及原因，进而探讨了如何从仰望人权到让人权走进农民心中的设想。
关 键 词：仰望 距离 农民 人权
一 引言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的跫音虽相去甚远，后人亦权仅将其定论为唐贤太宗教育后代励精图治的安邦之策，却往往忽略了先祖“以民为本”的人权思想。当然，笔者并非据此而认为李世民乃华夏人权之首创者，何况当时也无法铸就“人权”这样伟大的名词，而权当在一个思想的层面上为“民”索“权”。
由于笔者出生农村，因此即使现在有幸从不幸中走出来，成为一名研究生，但骨子里面依然流着中国最纯朴农民的血，而且始终不会丢掉那股强烈的土地气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非常关注我国农民的生存发展状况。虽然现在已经大有改观，但实际生活中依然还存在很多令人深思的现象：
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等情况，竟然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并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1]
1999年12月29日，四川省鼓州市楠杨镇党委政府为了非法收取4万多元的村建公路集资款，组织“催收队”一组数十人到楠林村，先后用手拷棕绳将5名“不听话”的村民捆绑起来游村、游街，并将这5名村民非法关押近12个小时，其中一村民右手被打断。[2]
2000年5月13日，湖北省房县桥上乡党委、政府打着调整农业结构的旗号，强行拔掉农民陈龙菊种的苞谷苗，迫使她种辣椒，最终逼迫陈龙菊服毒身亡。[3]
2002年10月11日，河南省唐河县法院就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反映该县上屯镇张清寨村财务不清、村民选举等问题的上访代表岳春栓、张明才、谢志法等5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五年。[4]
二 人权距离农民到底有多远
（一）、人权概要
1、人权的概念
人权这个概念，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笔者也曾潜意识地将其视为“人基于人本身而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这里，有必要借鉴一下康德对人权精义的描述；“人们作为人，凭借其自然能力而拥有的道德权利，不是凭借他们所能进入任何特殊秩序或他们要遵循的特定的法律制度而拥有的权利”[5] 。可以看出，康德着重是从道德权利这个层面来对其界定的，他强调人权的自然属性，同人们法定的权利相比，它具有先在性、客观性的特点。正义大师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也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他人和自己看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才是目的。
1948年，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据其表述，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公认的概念，即人，因其是人而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正如本宣言第一条所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二条则明确指出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服色、民族、阶级、国籍、语言、政治、出生、其他见解等，都不影响权利的享有。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类自己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自我反省而总结出来的一部伟大的宣言，在人类本身发展的道路上无疑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2、人权的特征
第一，属人性。是指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提出是对权利价值的进一步深化。在一般权利中，我们知道主体是隐藏在权利背后的，而人权则是直接显示出来的，并且被提高到生存价值这一高度的目标上了。人权的提出，是对神权的直接否定，因为神权使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使人成为它的附庸，从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只是神权的工具，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而人权则针其相对倡导人的主体价值和尊严。
第二，固有性。是指人自己享有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权利，是自然分配给人的并赋予本能和理性冲突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主体权利。
第三，道德性。正是因为人权是自然的权利，因此，其毫无疑问地充满了道德性的风采。换句话说，即使国家不加以明文规定，它也是客观存在的，其是高于人们法定的权利的。
第四，利益性。人权是人内在需求的反映，具有现实的指向性，其关乎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们所追求的这种价值即为一种实在的权利。国家之间以及我们群体之间都充满着各种诸如此之利益。人权具体又有物质与精神利益性之分，前者重在生存，后者重在发展。
总之，人权在充分体现“既利己，又无害于人”（而非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两个道德要求的同时，更体现了如下两方面的价值取向：目的价值——人人之自由与尊严都受到尊重的道德信念；手段价值——对民主宪政有积极合理保障的追求。
（二）、人权——农民生活中的阳春白雪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农民是最纯朴、最听话却有最值得同情的群体，特别是一些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域，一家人长年都奔波于生计，根本无法顾及自己所谓的权利，就连那种意识都没有，更不用谈人权了。人权为何物？还抵不上自己挨饿时手里的一个窝窝头。面对这样的阳春白雪，也只有曲高和寡的份了。笔者虽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也没有许多的生活的阅历，但就从自己家乡农民的身上是不难看出这点无奈的。我时常在想，即使不谈人权，就让他们稍微有点权利的意识都难。
据我所知，大部分农民之间一旦产生纠纷或利益受损害，他们往往采取一种私了的形式以尽量规避法律，很少涉足法院，他们就连提到法院这个词都望而生畏，这种权利主体意识的缺乏，又怎能知道人权为何物呢？
（三）、人权离农民为什么如此之远
苏力先生的《送法下乡》在法学界影响颇深，但这种影响只是在法学界，而没有真正“下乡”，我们的农民依然是法盲，更不用谈紧系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人权了，当然这是有一定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立法滞后不能成为反对给予
精神损失赔偿的理由
张丽云 滑力加
随着佘祥林冤案的平反，有关精神损失应不应当赔偿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人认为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规定给予精神赔偿的规定，因此佘祥林精神损失赔偿的请求于法无据。
也有人认为佘祥林蒙冤入狱10多年，仅赔偿物质损失是不够的，应当在赔偿物质损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失赔偿金。
那么佘祥林究竟应不应该得到精神损失赔偿呢？
当然按照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佘祥林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要求是于法无据的。
法律没有规定——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理由。但我们都明白，法律总是落后于现实，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律的滞后。
但法律又是由谁来制定的？
就我所知，有关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也不是最近才提出的，而早在10多年前就有不少人提出了。
1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仍然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起又一起冤案的昭雪，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和立法者难道不感到汗颜吗？
我们难道不能站在佘祥林的角度去想一想，假如你是佘祥林，你蒙冤入狱10年,对你来说,最大的痛苦又是什么?
一个人被冤枉，那滋味对于没有受到冤枉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而对于那些曾遭遇过的人则是刻骨铭心的！
我们党从他诞生之日起，就经历过无数的磨难。这其中就包括对自己同志的冤枉甚至是误杀。尤其是在十年文革动乱时期，有多少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一生的人，到头来死在自己人手里。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一个孩子受点委屈就可能伤心的大哭，而一个人蒙冤入狱的滋味就更不用说了。
精神损失应不应当赔偿，首先在于看其精神上是否受到损失。而不是看法律有没有这个规定。就佘祥林案来说，佘蒙冤入狱后，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他的精神？他的母亲为什么死的，难道是为物质生活所因？
事实明摆着，对于他们来说，损失首先来自于精神上的伤害，其次才是物质上的损失。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能对精神上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赔偿呢？
法律没有规定。是的，法律是没有规定。但不能忘记，就是因为法律总是滞后的，才会对滞后的法律进行修改。现在难道不正是对这一规定进行修改的时候吗？
难道还要继续等待下去吗！
如果继续等待，那么有关精神损失赔偿的话题恐怕又要探讨十年！
佘祥林这十年的精神损失已经是太大了，大的都到了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弥补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们还在那坐而论之，岂不是给佘祥林那本已痛苦的心上又刺上一刀！
法没有规定，立法者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去制定。
在法没制定之前，执法者应当实事求是地去解决。
这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幸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此问题明确表示，至于精神赔偿问题，各级人民法院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他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或者是有关其他方面的赔偿提出的要求给予合理公正的判决。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一些法院就根据一些案件的具体情况，在精神损失这一方面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些突破性的工作是有益的尝试。
如今是让这尝试得到法律的肯定的时候了。
------中国农民人权现状浅析
田景仲
内容摘要：本文从历史与现实两个维度，着重于中国农民与人权之间的距离来分析农民仰望人权的现状及原因，进而探讨了如何从仰望人权到让人权走进农民心中的设想。
关 键 词：仰望 距离 农民 人权
一 引言
“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历史的跫音虽相去甚远，后人亦权仅将其定论为唐贤太宗教育后代励精图治的安邦之策，却往往忽略了先祖“以民为本”的人权思想。当然，笔者并非据此而认为李世民乃华夏人权之首创者，何况当时也无法铸就“人权”这样伟大的名词，而权当在一个思想的层面上为“民”索“权”。
由于笔者出生农村，因此即使现在有幸从不幸中走出来，成为一名研究生，但骨子里面依然流着中国最纯朴农民的血，而且始终不会丢掉那股强烈的土地气息。也正是因为如此，我才非常关注我国农民的生存发展状况。虽然现在已经大有改观，但实际生活中依然还存在很多令人深思的现象：
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等情况，竟然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并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1]
1999年12月29日，四川省鼓州市楠杨镇党委政府为了非法收取4万多元的村建公路集资款，组织“催收队”一组数十人到楠林村，先后用手拷棕绳将5名“不听话”的村民捆绑起来游村、游街，并将这5名村民非法关押近12个小时，其中一村民右手被打断。[2]
2000年5月13日，湖北省房县桥上乡党委、政府打着调整农业结构的旗号，强行拔掉农民陈龙菊种的苞谷苗，迫使她种辣椒，最终逼迫陈龙菊服毒身亡。[3]
2002年10月11日，河南省唐河县法院就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反映该县上屯镇张清寨村财务不清、村民选举等问题的上访代表岳春栓、张明才、谢志法等5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五年。[4]
二 人权距离农民到底有多远
（一）、人权概要
1、人权的概念
人权这个概念，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没有定论。笔者也曾潜意识地将其视为“人基于人本身而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在这里，有必要借鉴一下康德对人权精义的描述；“人们作为人，凭借其自然能力而拥有的道德权利，不是凭借他们所能进入任何特殊秩序或他们要遵循的特定的法律制度而拥有的权利”[5] 。可以看出，康德着重是从道德权利这个层面来对其界定的，他强调人权的自然属性，同人们法定的权利相比，它具有先在性、客观性的特点。正义大师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中也强调了人权的重要性——无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他人和自己看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才是目的。
1948年，随着《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据其表述，可以总结出这样一个相对比较公认的概念，即人，因其是人而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正如本宣言第一条所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第二条则明确指出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服色、民族、阶级、国籍、语言、政治、出生、其他见解等，都不影响权利的享有。可以说，这是我们人类自己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自我反省而总结出来的一部伟大的宣言，在人类本身发展的道路上无疑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2、人权的特征
第一，属人性。是指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其提出是对权利价值的进一步深化。在一般权利中，我们知道主体是隐藏在权利背后的，而人权则是直接显示出来的，并且被提高到生存价值这一高度的目标上了。人权的提出，是对神权的直接否定，因为神权使人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使人成为它的附庸，从而丧失了人的尊严和价值，只是神权的工具，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价值。而人权则针其相对倡导人的主体价值和尊严。
第二，固有性。是指人自己享有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权利，是自然分配给人的并赋予本能和理性冲突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是一项实实在在的主体权利。
第三，道德性。正是因为人权是自然的权利，因此，其毫无疑问地充满了道德性的风采。换句话说，即使国家不加以明文规定，它也是客观存在的，其是高于人们法定的权利的。
第四，利益性。人权是人内在需求的反映，具有现实的指向性，其关乎人的生存与发展，人们所追求的这种价值即为一种实在的权利。国家之间以及我们群体之间都充满着各种诸如此之利益。人权具体又有物质与精神利益性之分，前者重在生存，后者重在发展。
总之，人权在充分体现“既利己，又无害于人”（而非将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的两个道德要求的同时，更体现了如下两方面的价值取向：目的价值——人人之自由与尊严都受到尊重的道德信念；手段价值——对民主宪政有积极合理保障的追求。
（二）、人权——农民生活中的阳春白雪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我们的农民是最纯朴、最听话却有最值得同情的群体，特别是一些地理环境较差的地域，一家人长年都奔波于生计，根本无法顾及自己所谓的权利，就连那种意识都没有，更不用谈人权了。人权为何物？还抵不上自己挨饿时手里的一个窝窝头。面对这样的阳春白雪，也只有曲高和寡的份了。笔者虽然没有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也没有许多的生活的阅历，但就从自己家乡农民的身上是不难看出这点无奈的。我时常在想，即使不谈人权，就让他们稍微有点权利的意识都难。
据我所知，大部分农民之间一旦产生纠纷或利益受损害，他们往往采取一种私了的形式以尽量规避法律，很少涉足法院，他们就连提到法院这个词都望而生畏，这种权利主体意识的缺乏，又怎能知道人权为何物呢？
（三）、人权离农民为什么如此之远
苏力先生的《送法下乡》在法学界影响颇深，但这种影响只是在法学界，而没有真正“下乡”，我们的农民依然是法盲，更不用谈紧系其自身生存与发展的人权了，当然这是有一定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立法滞后不能成为反对给予
精神损失赔偿的理由
张丽云 滑力加
随着佘祥林冤案的平反，有关精神损失应不应当赔偿的问题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有人认为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并没有规定给予精神赔偿的规定，因此佘祥林精神损失赔偿的请求于法无据。
也有人认为佘祥林蒙冤入狱10多年，仅赔偿物质损失是不够的，应当在赔偿物质损失的同时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失赔偿金。
那么佘祥林究竟应不应该得到精神损失赔偿呢？
当然按照现行的《国家赔偿法》，佘祥林提出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要求是于法无据的。
法律没有规定——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理由。但我们都明白，法律总是落后于现实，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法律的滞后。
但法律又是由谁来制定的？
就我所知，有关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也不是最近才提出的，而早在10多年前就有不少人提出了。
10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到今天仍然还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当我们面对一起又一起冤案的昭雪，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和立法者难道不感到汗颜吗？
我们难道不能站在佘祥林的角度去想一想，假如你是佘祥林，你蒙冤入狱10年,对你来说,最大的痛苦又是什么?
一个人被冤枉，那滋味对于没有受到冤枉的人来说，可能是难以想象的。而对于那些曾遭遇过的人则是刻骨铭心的！
我们党从他诞生之日起，就经历过无数的磨难。这其中就包括对自己同志的冤枉甚至是误杀。尤其是在十年文革动乱时期，有多少出生入死为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一生的人，到头来死在自己人手里。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一个孩子受点委屈就可能伤心的大哭，而一个人蒙冤入狱的滋味就更不用说了。
精神损失应不应当赔偿，首先在于看其精神上是否受到损失。而不是看法律有没有这个规定。就佘祥林案来说，佘蒙冤入狱后，首先受到伤害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他的精神？他的母亲为什么死的，难道是为物质生活所因？
事实明摆着，对于他们来说，损失首先来自于精神上的伤害，其次才是物质上的损失。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能对精神上的损失给予一定的赔偿呢？
法律没有规定。是的，法律是没有规定。但不能忘记，就是因为法律总是滞后的，才会对滞后的法律进行修改。现在难道不正是对这一规定进行修改的时候吗？
难道还要继续等待下去吗！
如果继续等待，那么有关精神损失赔偿的话题恐怕又要探讨十年！
佘祥林这十年的精神损失已经是太大了，大的都到了人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才能弥补的程度！
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立法者和执法者们还在那坐而论之，岂不是给佘祥林那本已痛苦的心上又刺上一刀！
法没有规定，立法者们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去制定。
在法没制定之前，执法者应当实事求是地去解决。
这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幸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万鄂湘对此问题明确表示，至于精神赔偿问题，各级人民法院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相关司法解释，对他的精神损害的赔偿或者是有关其他方面的赔偿提出的要求给予合理公正的判决。
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一些法院就根据一些案件的具体情况，在精神损失这一方面做出一些突破性的工作。事实证明，这些突破性的工作是有益的尝试。
如今是让这尝试得到法律的肯定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