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死刑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的决议如何执行问题给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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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


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通知

　　为贯彻《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工作，培养适应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的职业农民与农村实用人才，我部制定了《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深入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工作。

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十二五”发展规划

　　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以下简称农广校）是农民教育培训的主渠道和主阵地，在农民培训、职业农民教育和农村实用人才培养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贯彻《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根据《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和《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发展规划》有关要求，制定本规划。

　　一、“十一五”发展成就

　　“十一五”期间，全国各级农广校紧紧围绕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总体要求，始终坚持以农为根、以教为本、特色立校、育才强农的办学思想，以改革创新的勇气和创先争优的精神，积极推动教育培训和自身建设持续快速发展。

　　（一）培养大批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实施“百万中专生计划”，培养农村实用人才66万人；推进农村高等职业教育，中专后继续教育和合作高等教育培养22万人；承担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阳光工程、绿色证书等工程项目任务，培养专业农民2516万人，职业技能鉴定获证120万人；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1.2亿人次。

　　（二）体系建设明显加强。推进体系发展，各级农广校达到2577所；各级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达到2111个，增加21%。推进县级农广校建设，开展县级农广校办学水平评估，A级校达到481所、农民培训先进校和中等职业教育先进校各100所。推进队伍建设，专兼职教师达到63525人，增加54%；中央农广校对A级县校校长进行全面轮训，地方各级校加大办学人员和专兼职教师培训力度。

　　（三）条件建设取得实效。基本建成了中央农业广播电视教育中心大楼，为建立国家级农业技术媒体资源库和农业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奠定了坚实基础。部分基层农广校建成了集教育、培训、办公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楼，办学条件得到一定改善。办学经费不断增长，2010年办学经费与“十五”末相比，增加67%，教学实习基地扩大116%。远程教育手段得到加强，新建2个卫星直播分中心；农村“大喇叭”广播站新建7000个，达到12000个；卫星接收小站新建551个，达到1615个；建成“农广在线”视频网站，开发移动数字多媒体播放器（农业技术多媒体资源库）。11所省级农广校承担了农业高技能人才鉴定体系建设项目，职业技能鉴定条件得到有效改善。

　　（四）开发大批教学媒体资源。建立统分结合的多种媒体资源开发机制，中央农广校组织制作广播节目939个专题1414集，电视节目1890多种，930多小时，组编出版文字教材310种。地方各级农广校有针对性地开发区域性、乡土性媒体资源，累计制作广播节目65000小时、电视节目5700小时、计算机课件51000个，编印文字教材和培训资料63000种。

　　（五）调查研究深入细致。开展大规模农民教育培训调研，对全国31个省（市、区）、225个县（市）、1.9万个农户进行入户问卷调研，基本掌握了农民素质现状、农民对教育培训的需求特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和农民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为有关部门制定农民教育培训和县域职业教育政策提供了参考。成立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农村教育专业委员会，建立农民教育培训等4个研究基地，完成《大力培养新型农民战略研究》等一批重点课题，出版《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基本情况调研报告》、《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研究论文集》等一批专著和论文集。

　　（六）宣传和对外交流更加广泛。利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宣传报道，呼吁社会各界对农业和农民教育的重视，营造有利于农民教育培训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加远程教育领域的国际会议和学术交流活动，加大对外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对外交流合作能力。实施“引进国际先进农业科学技术”等项目，引进在线课程设计开发与管理方面的先进理念与实践经验。选派骨干教师和管理人员赴国外考察和培训，邀请国外专家来访，有效拓展了国际视野，宣传了中国的农民教育培训和农广校的作用。

　　（七）建立服务中心工作联动机制。创新农民教育培训形式，充分发挥农广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作用，组织实施农民教育培训“三进村”行动。针对突发禽流感等疫情和低温雨雪冰冻、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各级农广校快速反应、上下联动，组织专家制播减灾、抗灾节目，开展抗灾技术培训，指导当地群众科学应对灾情、恢复生产。服务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编制水稻等10个产业技术农民培训大纲，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培训。

　　二、“十二五”面临的形势

　　“十二五”是我国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加速发展现代农业、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三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推进农业现代化，关键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切实将我国农业发展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轨道上来，这对农民教育培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全国农广校系统既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巨大挑战。

　　政策环境前所未有。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颁布《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农业部等部门颁发《农村实用人才和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十二五”规划》，对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民教育培训作出战略部署，提出明确要求，农民教育培训的支持政策体系将更加完善、资金投入力度将不断加大、关注支持农民教育培训的社会氛围将进一步改善，这为农民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形势任务更加紧迫。站在粮食“八连增”，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的高起点上，破解农业生产资源刚性约束的束缚，保障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繁荣农村经济，出路在科技、关键在人才、基础在教育。面对大量青壮年农民转移，务农农民数量萎缩、结构失衡、素质下降的实际，迫切需要农广校利用天网、地网、人网合一的优势，在普及宣传新品种、新技术、新信息以及党的强农富民政策中发挥主渠道作用；随着农业产业升级、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村土地流转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出现了种养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出现了农村经纪人、植保员、防疫员、沼气工等大量新的职业和岗位，迫切需要开展系统性技能培训、绿色证书培训和农民中等职业教育；随着大联合、大协作、大培训的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格局逐步形成，更深层次推进农科教结合、产学研结合，迫切需要农广校利用从中央到乡村办学体系健全的优势，发挥上引下联搭建农民教育培训公共服务平台的作用。农广校系统作为国家农民教育培训的专业机构肩负着重要使命，责任重大、任务艰巨。

　　存在问题必须重视。一是能力建设亟待加强。校长队伍的创新能力、开拓能力、管理能力与事业发展要求极不适应；专职教师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双师型”教师严重短缺；教学管理制度体系不完善，教学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亟待提升。二是基础条件建设缺位。办学经费投入长期不足，县级农广校基础条件建设明显不足，C级校以下占20%多，硬件条件、教学手段亟待改善。三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任务繁重。农村劳动力结构、农业生产主体发生深刻变化以后，现行农民教育培训目标任务、教学模式、办学路径、方式方法、管理制度、教学质量都还不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四是办学支持政策不足、竞争日趋激烈、招生组织难度不断增大。这些问题严重制约农广校体系建设和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

　　三、指导思想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主动适应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为目标，以培养生产型、经营型、技能服务型实用人才为重点，以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生产服务技能为核心，以人才培养进村化、教学模式多样化、办学手段现代化为发展方向，坚持教育与培训并重、远程教育与实践教学并重、满足农民的现实需求和长远发展需求并重，培养造就大批职业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贡献。

　　（二）发展目标

　　总体目标：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教育培训质量进一步提高，办学体系更加健全，教育培训能力显著增强，服务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的水平大幅提升，农民教育培训的主阵地作用更加突出，主渠道地位更加牢固。

　　扩大办学规模。有组织地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1.25亿人次，使接受培训的农民掌握1-2项实用技术；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培训和绿色证书培训500万人，职业技能鉴定200万人，农民创业培训10万人，逐步提高承担阳光工程培训任务的比重;培养农村中等职业人才75万人，对提升农村实用人才学历层次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继续开展中专后继续教育和合作高等教育，培养高等专业人才25万人，培育大批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

　　提高办学质量。教育培训针对产业发展和农民需求，内容实用实效，形式喜闻乐见，效果农民满意。接受教育培训的各层次学员，知识得到丰富，技术得到提高，能力得到提升，达到相应的培养目标，成为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农广校办学在政府部门有位子、农民心中有口碑。

　　巩固发展体系。保持各级农广校主要由农业部门主管的体制不变、公益性事业单位的性质不变、独立设置办学的格局不变。依托农业部门或县域农民教育培训资源，加强和健全农广校体系。加强条件建设，使达到A级标准的县级农广校比例提高到40%。依托县级农广校建立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覆盖率达到100%。

　　提升教育培训能力。专兼职教师队伍规模扩大到10万人，“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80%，校长和管理人员队伍能力不断增强，工作水平逐步提高。办学条件得到有效改善，实训基地建设力度加大，县级农广校建立实训基地的覆盖率达到100%，教学媒体资源开发步伐加快，远程教育手段得到强化，办学质量明显提高，中央和省、县、村三级农民教育培训公共服务平台基本健全。

　　四、主要任务

　　（一）广泛开展普及性培训。运用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科技明白纸，以及乡村社区黑板报、宣传橱窗等多种形式和途径，普及科学知识，传播农业新技术新成果和农情预测预报信息，宣传农业农村先进经验和强农惠农政策。通过大容量、快速度、多频次、广覆盖的培训，引导农民学习新知识，树立新观念，增强质量安全、资源环境保护、文明健康生活和法律等意识，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

　　（二）深入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根据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重大农业工程项目需要，面向农业生产一线劳动者，开展高产优质新品种、高产高效种养技术、农机农艺融合新技术、节水灌溉技术、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动物疫病防控技术、防灾减灾技术、农产品加工和运销技术等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培训。结合农时季节，因地制宜，综合运用现场培训、集中办班、入户指导、田间学校、流动课堂等多种方式进行培训，利用每年冬春农闲季节开展农民科技大培训，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农民产业发展能力。

　　（三）着力开展农民证书培训。积极承担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工程等农民培训项目，对农民进行系统产业技术和技能培训，重点增强农业生产经营、农村服务等领域从业农民的职业技能。主要面向种养大户、生产能手等开展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和绿色证书培训，培养生产经营领域具有绿色证书的专业农民；主要面向农村经纪人、农机手、动物防疫员、植保员、沼气工、休闲农业从业人员等，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养农村服务领域具有职业资格证书的职业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经营服务水平和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就业能力，推动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和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

　　（四）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教育。继续实施农村实用人才“百万中专生计划”，重点面向村组干部、种养大户及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头人等，培养农村实用人才，使农民职业教育深度融入当地农村农业产业发展。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开展送教下乡，探索和完善半农半读、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和顶岗实习的教学模式；根据县域、乡村主导产业、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结合产业设置专业和课程，结合农业生产季节安排教学计划，结合农业生产和农民需要选择教学地点、时间和方式，农民干什么、学什么、学中干、干中学；针对农业生产实际，开发针对性强，农民易懂易学的文字教材和媒体课件，骨干专业的核心课程课件配套率达到90%以上；不断完善农民职业教育评价制度，建立健全以学员为中心、以能力为本位，多元主体参与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继续开展中专后继续教育和合作高等教育，推进高等教育进农村，为农业农村生产一线培养高层次人才。

　　（五）扎实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和农民创业培训。依托各地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基地，采用“把新农村建设先进村作为课堂，把农村优秀带头人请上讲台，把新农村建设先进经验作为教材”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大学生村官培训，帮助他们开阔眼界、增强信心、提高带领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本领，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素质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队伍。对有一定产业基础、文化水平较高、有创业意愿的农民和返乡农民进行创业培训，使他们树立创业理念，增强创业意识、掌握创业方法、提高创业能力，促进其提高经营水平、扩大经营规模、领办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创办农业企业。

　　（六）积极开展农业远程教育。利用农广校卫星网络系统，开设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大讲堂，对农技人员进行继续教育；开设现代农业科技大讲堂和农耕文化大讲堂，重点讲授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新成果，农技推广的新理论和新模式，农业政策和法规，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和模式，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状况等，普及现代农业知识，弘扬传统文化。开发在线课程，利用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农广在线和各地农广校开设的互联网站，开展在线课程教学、辅导答疑和考试考核，实现开放办学和远程教学。

　　五、实施重点

　　为确保实现“十二五”农民教育培训的目标任务，启动实施全国农民教育培训能力巩固提升行动，重点推动以下五大工程建设：

　　（一）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工程。大力推进送教下乡，推进培训教师、媒体资源和人才培养“三进村”，把农民教育培训办到乡村、办到合作社、办到企业，为农民创造更加便利的学习条件。结合国家粮食主产区、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送教下乡示范村，引导和支持各地积极探索适应农民教育培训规律、农业生产和农民学习特点，具有农广校办学特色的教育教学模式，推进学分制和弹性学制，采用工学结合、农学交替、分段学习、半农半读等方式，方便农民完成学业。不断提高农民教育培训针对性、实效性。加强特色专业、精品专业建设，改革农民教育培训评价制度，建立健全以学员为中心，以实践能力为本位，多元主体参与的农民教育培训质量评价体系。

　　（二）资源整合创新工程。加强广播、电视媒体资源综合利用，继续办好中央电视台《农广天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致富早班车》栏目和地方电台电视台的教学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推陈出新。倡导各级农广校共同参与开发文字教材、音像教学节目和计算机课件，集中体系智慧，开发具有鲜明特色和广泛影响力的农民教育培训教学资源；倡导区域性教学媒体资源共同开发，利益共享，加强区域性教学媒体资源建设和综合利用；建立优秀教学媒体资源评优制度，促进各种教学媒体资源质量不断提升。利用中国农村远程教育网、“农广在线”等网络平台，建立网上课堂，为各级农广校开展网络教学提供支持，积极探索组建农民教育培训网络电视台，提高为农服务能力。

　　（三）师资队伍建设工程。以提升能力为核心，分层次、分步骤对各级校长、教学管理人员、辅导教师实施轮训，以提升领导和管理能力为核心，着力打造适应农广校事业发展、具有开拓创新能力、组织协调能力的优秀校长队伍。以提升教学能力为核心，着力打造一支熟悉农民教育培训规律和远程教育特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双师型”专兼职教师队伍。以提升教学规范化管理能力和水平为核心，打造一支能力强、水平高的优秀教学管理人员队伍。选聘有关专家、技术人员和农村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吸引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推行导师制度，建立教师与学员稳固、长久的教学服务关系，使教师成为学员生产实践的师傅，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和教学水平的提高。开展教学能手评选和优秀课件评比，鼓励教师努力钻研业务，强化能力。倡导教师“下基层、接地气”，深入基层，服务群众，转变思想、改进作风，创先争优，办农民满意的教育培训。

　　（四）基础能力与条件建设工程。根据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制定县级农广校设置基本标准，明确县级农广校办学必须达到的基本条件。争取政策、资金和项目的支持，开展标准化县级农广校建设，强化基础设施，充实教学设施设备，改善办学条件，创建农民教育培训示范学校。依托区域产业特色鲜明、办学条件较好的省、市级农广校建立特色现代农业培训基地；依托各级现代农业园区、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农业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建立教学实训基地。在中央农广校和各省农广校建设国家和省级教学媒体资源开发和传播中心；在县级农广校建立教学媒体资源接收和转化中心；在村级教学班建立教学媒体资源应用和辐射点，强化远程教育手段，提高农民教育培训信息化水平，努力构建农业远程教育公共服务平台。

　　（五）制度与机制构建工程。加强制度建设，健全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制度，完善送教下乡和半农半读的各项管理制度与考核评价制度，实现中等专业教育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建立新型绿色证书制度，使培养对象、培训内容、培训时间、培训形式更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实际需求；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现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有效衔接，全面推行农民职业教育“双证制”。推进产教结合，建立和完善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场所等与农业生产需求、农民意愿紧密结合的导向机制。推进农广校与职业教育中心合作，实行错位发展、合作办学，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探索建立农教结合工作机制。推进远程教育与实践教学结合，既重视现代远程教育手段的应用，又注重对学员实践技能的培养，建立课堂教学与生产实践相互补充，远程教育与现场指导相互结合，知识与技能培养并重的远近结合教学机制。推进国内外合作与交流，加强理论研究，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农民教育培训之路，建立广泛的合作交流机制。

　　六、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农业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和农广校工作，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农广校的重视与支持，突出农民教育培训的公益性质，强化农广校的公益性地位，将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和农广校建设纳入当地农业农村经济发展规划，将农民教育培训和农广校工作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支持政策，增加经费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充分调动办学人员的积极性，提升农广校农民教育培训能力。加强与联合办学单位的沟通和协调，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重视和支持农广校发展。

　　（二）争取政策支持。积极争取各级财政、教育、发展计划等部门支持，将半农半读的农民中等职业教育纳入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助学范畴，对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的农民免除学费。争取各级财政设立农民教育培训专项，用于农广校等机构开展农民教育培训。争取将县级农广校标准化建设纳入国家或省级农业(或教育)基本建设范畴，设立农广校基本建设专项，改善办学条件，增强教育培训能力。

　　（三）营造良好氛围。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广泛宣传农广校在农民教育培训中的主体地位和特色优势，弘扬农广精神和农广文化，提升农广校的社会影响力，营造有利于农广校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加强国际合作，争取并实施好国际合作项目，扩大远程教育教学和研究等方面的对外学术合作和交流，努力扩大并提升农广校在国际远程教育界的地位和影响力。



论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理论思考

宋绍青

内容摘要：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意思自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形式。它发源于欧洲中世纪，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自二十世纪以来，这一原则逐渐受到了限制。本文从法律实证，现实功能及理论基础等角度入手，通过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问题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并非是对此原则的根本否定，而是作为一种修正使这一原则更具有社会适应性和现代化的需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希望能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合同自由原则 诚实信用原则 格式合同 附随义务

合同自由原则以个人本位思想为基础，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强调契约自由和意思自治，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自二十世纪以来，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由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国家资本主义阶段，传统的合同法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诚实信用及以它为基础的附随义务，格式合同条款，强制性缔约等规则和制度的出现，使以合同自由原则为基础的传统契约法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限制。这些限制对合同自由原则的发展会起什么作用？是否意味着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根本否定？本文首先对合同自由原则作一番思考。

一、合同自由原则的探析
合同自由原则发源于欧洲中世纪，确立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1] 合同自由原则产生的经济理论基础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倡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主张废除各种限制性规定以保护自由竞争。同时，18世纪至19世纪的理性哲学主张人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追求自己的利益，并赋予当事人在其合意中表达的自由意志给予法律效力。这种强调人类自由的理性哲学为合同自由的确立提供了哲学基础。[2] 正是在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和强调人类自由的理性哲学的基础上，适应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近代私法确立了合同自由原则的理论。同时，商品经济在西欧及地中海地区的发展，为合同自由原则的确立提供了社会实践经验。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与人之间 的经济生活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一个人必须与市场打交道，参与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各环节。由于人们生产、生活与市场的联系不可分离，人们逐渐认识到商品价格是按照供求关系变化而不断的变化，于是人们通过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购买或出售商品以获得利润来促进自己经济实力的壮大。由于当时科技不发达，许多行业还是简单的手工操作和个体经营，人与人之间的实力差距不大，而且大多数商品交易的主体都是个人，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进行交易过程中还无法利用个人之间这种微不足道的差距而获得巨大的利益。这时人们就假想每个人的权利能力完全平等，统称为自然人，对于社会各种组织团体，无论其大小强弱而统称为法人。它们都是社会市场活动中平等的主体，可以自主地选择相对方当事人，按照市场的规则，并借助于自己的技能和判断能力，讨价还价，进行谈判。这种自由自主的交换不仅能提高财产、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整个交换过程增值，而且能使交换双方达到各自交换主体当初预定目标。在当时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各自由经济实体自由地参与市场的生产、交换等环节，每个主体可以根据市场规则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原则选择最合适的缔约相对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实现了交易的公平、公正。所有这些经济活都为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奠定实践的基础，推动了合同自由原则的产生。19世纪早期第一部典型的反映商品经济社会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中使合同自由原则得到了正式的确立。[3]
合同自由原则又称契约自由原则，是指当事人有依合同负担义务并强制之履行的自由。此原则有两个含义：首先，在私法关系中，个人取得权利义务应基于个人意思表示；其次，个人意思之行动，应有其自行决定的自由。[4] 合同之精髓在于当事人自由意志，只要不违反法律及公共秩序，每个人都有完全的合同自由，按照合同自由原则，当事人得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地决定是否订立合同，自由决定对方当事人，自由决定合同的内容，自由地决定合同的形式等。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即确立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合同当事人完全依自己的意愿确定合同内容，此合同一经成立，生效即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并且当事人中任何一方均有权排斥和拒绝公共权力的干预。合同自由原则是私法上意思自治原则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表现形式，在市场经济中起着重要作用，对欧美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还加强了世界经济的联系和融合。
但是，这种自由经济下的契约自由是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产生的，是在许多假想理论和部分实践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它在扫除封建制生产方式，发展商品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垄断资本的出现，这种自由经济条件下的契约自由，在假想理论指导下的契约自由，也有其自己的不足和缺陷。
这种契约自由，合同自由，是在自由经济条件下自由经济主体是完全平等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不论自然人或是法人，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自由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即所谓契约必须严守，法官裁判案件也必须按照契约或合同约定内容的条款进行，至于当事人之间的利害关系，订立契约是否一方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对方的急需或缺乏经验或履约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等在所不问。[5] 古典契约理论就是用抽象的规则来调整契约的关系，这种契约自由从一开始就没有注意到缔约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它只是在假定所有签订合同的当事人在讨价还价的力量上是平等的前提下适用的。这在经济活动主体主要是个人的自由竞争时期起到了推动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但随着工业的突飞猛进，商业的日益发达，各主要工业国均告别自由竞争而进入垄断阶段，经济活动主体已由个人为主的时代转向以大公司、大企业及垄断组织为主的时代。那种假想自由主体是完全平等的理论基础已经动摇。由于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经济技术条件不同，科技含量不等，市场信息不对等，国家支持程度不同等，这都会在当事人之间造成强烈的不平等。[6] 虽然形式平等，但达不到实质平等、公正，只会导制强者对弱者的限制和剥削。契约自由的公正性越来越只具有形式意义，大量标准合同开始取代自由协商而得来的具体条款，越来越多的标准合同条款是以要么接受要么拒绝的方式提交给当事人的，为避免这种现象导制社会的不公正，限制合同自由就成为必然。这种已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经济条件，迫使20世纪的法官、学者和立法者正视当事人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的现实，抛弃形式正义的观念，而追求实质正义。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必然要求对契约自由以立法和司法上进行必要的规则。下面笔者就提出几种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具体制度。

二、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具体制度
㈠ 强制性缔约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合同立法、学说、判例中，默示条款，格式条款，合同形式的特别要求等，使得契约自由原则受到很大的限制，其中对传统契约理论冲击最大的当数强制性缔约 的 出现。强制性缔约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对相对人的请求，与其订立契约的义务。[7] 换言之，合同一方当事人对相对人的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这就使得契约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要约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即强制缔约义务。这种义务是法定的，是法律对合同自由的限制。
在实际生活中，强制性合同对合同自由进行了两种不同程度的限制。其一，使一方当事人订立合同的自由受到限制，即对他人提出订立合同的要约无权拒绝。比如存在于公用事业的强制缔约，邮政、电信、电业、自来水、铁路、民航等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客户或用户的合理使用要求。[8](P77) 其二，选择对方当事人的自由受到限制，即一旦当事人决定订立合同，他无权选择合同相对方当事人。比如房屋出租人出卖房屋，承租人凭借优先购买权向其发出购买要约。前者被称为绝对的强制合同，因为在此情况下，法律直接为一方当事人设定了另一方提出的要约必须承担的义务。后者被称为相对的强制合同，因为此时法律规定只有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的要约才负有必须承诺的义务。
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要求中国既要发挥市场经济价值规律的作用，又要实行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方式，来实现社会各种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利用强制缔约来限制合同自由的目的也在于此。由于各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实力强弱相差悬殊，信息不对等方面的影响；还由于各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利益实现的最大化。结果很可能会造成个人利益之间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协调，社会经济发展受到阻碍，弱者利益无法实现，导制社会不公正。而国家干预合同订立过程，干预合同自由原则，发挥社会协调平衡能力，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社会的最大公平。强制缔约义务在我国民商事法律中已有明确规定。如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九条规定：“从事公共运输的承运人不得拒绝旅客，托运人的通常、合理的要求。”这里对从事公共运输承运人设定强制缔约义务，主要是由于这些承运人往往具有独特地位，以及提供的服务具有公用事业的性质，旅客和托运人除了这些承运人之外，无法找到别的合适的合同当事人，即合同当事人无法选择另一方当事人的自由。如果不强制这些承运人与旅客订立合同，就会导制整个社会秩序的紊乱和经济生活的非正常进行，无法保护广大的弱者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角色。这种强制缔约义务规则，对于实现社会公平和满足人们生活需要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现代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
㈡ 格式合同制度
格式合同条款是我国合同法新增加的一种规则条款，其实质是方便合同订立，节
约交易时间和交易成本，规制合同自由，实现公平正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格 4
式合同（the Regulation Of Formula Articles)又称标准合同，一般是指由具备特定条件的一方当事人依法向不特定另一方当事人发出固定形式的要约，并且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无差别地完全接受，以此来界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9] 格式合同是一种特殊的协议，它在订立、履行、变更、解除等方面除遵循合同法一般规则外，它还有自己的特点：第一、格式合同内容一经确定下来，便平等地无差别地适用所有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再与另一方当事人协商合同内容的增减变化；第二、格式合同的内容和形式是相对固定的，具有较大的稳定性，另一方当事人只有两种选择，即接受或拒绝。
格式合同的产生是伴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机械化、工业化的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领域的扩大，使许多商品采取机械化制造，大宗交易方式，由于各种交易活动的不断重复运用，逐渐使某些合同条款固定下来，演变成今天的格式合同。它的出现适应了现代化经济生活需要，为经济交往提供了方便：⒈ 格式合同订立手续简便，程序快捷，顺应了现代化生活的快节奏；双方当事人不需要为订立合同内容而花费更多的金钱和时间，只需要提供格式合同的相对方当事人对格式合同内容进行审查。这种合同的存在，使订立合同过程成为一个合同审查过程而不是繁琐的合同制订过程，有效地减少合同当事人之间进行订约磋商和合同签订的时间，降低合同当事人的签约成本；[10] 同时另一方当事人通过对合同内容是否合法，有关免责条款，违约责任条款等规定是否适当，双方权利义务是否明确、公平，具有可行性和可诉性等方面的审查，以保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平等，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⒉ 这种格式由于是由各经济主体在商业实践中得出来的，经常使用于商业贸易和商业服务中，其各条款漏洞少，能切实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⒊ 格式合同作为要约形式其内容一经确定，便相对稳定，任何不特定的另一方当事人不能加以更改，对格式合同不加拒绝的所有被要约人都平等地无差别地按照格式合同的规定，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给所有的相对人平等无歧视的待遇，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由此可见这种格式合同很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的不足。
格式合同主要是限制另一方当事人决定合同内容的自由。格式合同的提供者将合同的内容提前制订好了，相对方只能表示接受或拒绝，这个合同，而不没有与提供格式合同那一方进行协商修改合同内容的自由，这样看起来也是限制合同自由，而实际上只限制相对方订约自由，相对方除了接受或拒绝合同外，别无选择，这就会造成一种形式上的公正，而实际上，一方受到另一方，特别是当其中一方当事人为了生活、生产而必须购买另一方当事人的商品或服务时，而面对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有不利于自己利益实现的条款，如果不与另一方签订合同而与另外的当事人签订合同，就可能会因路途遥远、开支增加、提高成本，而得不偿失。而只有接受另一方当事人的格式合同。笔者分析认为：这种格式合同是在国际或国内经济贸易交往中逐渐形成的订立合同的形式，国家并没有干预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自由行为，其实质还是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肯定。但是这种格式合同很可能成为强者对弱者控制的表现。在原来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其实力不对等的合同当事人，无限制的契约自由，只能导制强者对弱者的限制和剥削，导制社会的不公正。导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但这种不公正现象在垄断阶段表现得更为强烈。那么在现代社会如何在实行合同自由的同时，力求避免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最大地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笔者认为，法律应对格式合同进行规制，这是必经途径。而且，在欧美一些国家先后通过立法和判例的方式，利用强制性规定干预合同订立的全过程；有的国家还赋予法官对格式合同效力认定给予自由裁量权。
现代法律对古典合同法的重大变革，这并非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根本否定，表面看，在格式合同签订过程中，不存在协商的现象，实际上，并非一方当事人被迫完全依照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格式合同参加合同关系，而是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照现代法律对格式的规制的基础上建立合同关系。首先,表现出一方当事人在制定格式合同时，必须按法律对格式合同的要求，按行业规则，拟定格式合同条款，使格式合同条款任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11] 如法律关于合同免责条款的规定，关于违约责任及救济方式的规定等，在格式合同必须反映出来。其次，另一方当事人虽然没有参与制定格式合同，但他在签订合同之前，已经按法律对格式合同规定的要求，待业规则，交易习惯及自己的利益对合同作了全面的审查，审查结果只要符合格式合同制度，没有违法现象及没有明显的显失公平，自己同意签订合同，这就应认定为是双方合意的合同。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平衡了双方当事人权益，既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又体现了法律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规制、引导，而不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根本否定。法律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又格式合同的规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观点来分析：自由不能是绝对的，绝对的自由的结果只能导制实际上的不自由。合同自由原则也不可能是绝对无限的自由原则，它也只能在规则、法律范围内起作用。[12] 作为私法的重要原则，合同自由原则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市场经济需要这一原则，法律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对格式合同的强制性规定，限制性规定等，也只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规范和补充。
㈢ 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的理论发源于德国，后被各国立法，判例及学说接受。它的基本含义是，在合同关系发展的各个阶段，除给付义务外，基于诚实信用原则，尚发生旨在辅助当事人实现其利益和各种通知、协助、照顾、保护、保密等义务。[13] 附随义务突出表现为合同义务的扩张，不仅不用当事人意思表示直接进入合同中，作为合同义务的一部分；而且现代合同法已以仅仅保护成立并生效的合同，改变为对合同以谈判、订立、履行至终止全过程的调整，突破了传统合同自由原则关于合同内容即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必须当事人双方合意，否则无效的规定。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经济活动发生了重大变化，经济高速发展，资本迅速集中，继续推行绝对的合同自由对实力相差悬殊的各经济主体是绝对的不公平，其所谓的合同自由只能成为以强凌弱的保护伞，而置现实的社会评价、伦理、利益与实质正义而不顾，越来越难于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毕竟合同自由原则是以个人为本位，鼓励人们积极地利用合同实现自我意志，为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如何达到双方当事人自身利益的实现，又能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使单纯依合同自由原则形成的合意或对价决定合同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原则被打破了。诚实信用原则以社会为本位，追求衡平正义，要求人们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对合同自由原则起到了引导和限制的作用。[14]合同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结合，适应了现代社会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过程，从价值趋向与社会价值趋向结合的新潮流。合同自由原则除了对市场经济起积极作用外，它所带来的许多不合理现象，如导制当事人实际上的不平等，当事人可能滥用权利，尔虞我诈等，也因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而风光不再。诚实信用原则不仅要求人们在进行交易时诚实不欺，恪守信用；更重要的在于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要求当事人在尊重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15] 按照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当事人不仅需要按照当事人的自由意思约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履行合同，而且还要承担双方当事人自由约定合同内容之外的随着合同的进展，而逐渐产生的附随义务，虽然合同未作约定，当事人仍应履行，从而突破了合同自由原则的要求，变成了对合同自由原则的一种限制和约束。
附随义务依诚实信用原则而确立，是对合同自由原则的突破，对现代社会有其重大意义：首先，合同义务由约定义务向附随义务的扩展，使合同义务本身趋于完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更加具体明确。其次，附随义务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合同自由观念，使合同法理论进一步完善，具有可操作性。再次，附随义务要求合同当事人在合同交易中，更加尽力注意义务，使交易目的获得最大程度的满足，达到当初订立合同的预期目标；同时，使当事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得到最大可能的保护。最后，附随义务的发展，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交易环境更加公平、合理，更大地促成交易，推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既然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附随义务制度对现代社会有其重要的作用，那么作为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中国，正在推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就更应当制定附随义务制度。现今，我国合同法已明确规定了诚实信用原则，虽没有明确规定附随义务制度，但其附随义务所表现的先缔约合同义务，履行中的附随义务，后合同义务等已分别在合同法中作出了规定。如，一方当事人负有对有关对方当事人利益的重大事项的告知义务：订立借款合同，借款人应当按照贷款人的要求提供与借款有关的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的真实情况（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九条）。再如，一方当事人履行债务时，应当合理顾及对方当事人和标的物的状况，不仅要承担严格履行自己的合同的义务，而且要配合对方履行义务；承担给对方履行义务时提供便利条件的协助义务。附随义务是现代合同法中十分活跃的因素，在我国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中，以合同为核心的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复杂，正确认识把握附随义务，重视并实践附随义务，对于促进交易，发展经济，进而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和发展，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三、对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理论思考
本文通过合同自由原则限制的几种具体制度的阐述，可以知道：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的空前发展，合同自由原则所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在以资本主义垄断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经济的现代市场经济以后，以合同为纽带的市场交易的涌现，以及社会各阶段经济状况日益两极分化，使得在新的形势下完全恪守合同自由原则出现阻碍交易的实现，放纵不正当竞争；同时，可能会造成广大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的重大损失，致使社会最终可能丧失公平正义的价值功能。梁慧星先生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理念归纳为形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这种现代民法对实质正义的追求推进了新契约自由理念的形成和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对契约自由的绝对放任，就会使契约自由背离契约正义，甚至对契约正义造成侵害；而对契约自由的过分干预可能缩小私法自治的空间，侵害私人权利，私法公正就会被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正所代替。[16](P250) 如何解决契约自由和实质正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应承认私法自治和契约自由；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私人权利的滥用造成事实的上不平等、不公正，而承认公法干预的合理性。
笔者认为，对合同自由原则的限制并不是自由原则的衰落，而是对传统契约自由真实意义恢复。当合同自由原则所赖以产生的基础发生动摇时，契约自由就越来越偏离自身的正义价值而徒具有形式，这种情况下，对合同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不是契约自由的衰落，而是强制其归位，以恢复其本来的价值和地位。所以在今天强调契约自由的实质正义，并为实现这一正义而对已偏离自身轨迹的契约自由进行规制。正如古典契约理论创立契约自由原则的意义同样重要，古典契约自由进行规则也是为了实现正义，二者的方向和手段不同，但目的一致。这是深层的经济生活变化的结果。
二十世纪以来，契约理论的发展道路表明契约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从契约法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许多古老规则的最后改变和新规则的出现都是对契约中某些古老原则的重新认识和升华，而且完全脱离为断变化发展的客观现实的规则在不存在的。[17] 因此，契约理论绝对不应当封闭，一成为变，而必须是不断地变更，保持开放的态度。
具体到合同自由原则，其产生和发展与各种对这一原则的限制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发展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将继续，如有新的社会实践就会有新的理论突破，产生新的规则。对此我们必须用一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合同自由原则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灵活的市场适应性，焕发出更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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