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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河北省旅游业管理条例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


（1996年9月11日河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1996年9月11日公布施行）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第三章 旅游经营与管理
第四章 旅游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旅游业的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旅游业的发展，更好地为经济建议服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旅游业，是指旅游经营者利用旅游资源和设施，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餐饮、住宿、购物、文化娱乐等综合性服务行业。
本条例所称旅游经营者，是指依照本条例规定从事旅游业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经营者。
第三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旅游业或进行旅游活动的组织及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发展旅游业应当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并重，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方针。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从本地实际出发，制定旅游业发展规划，把旅游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鼓励国内外的组织和个人在本省投资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设施。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对民族自治地方和经济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应当给予扶持。
第六条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对旅游业实行行业管理。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实施有关旅游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编制并组织实施旅游业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
（二）指导、协调旅游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三）组织开发国际、国内的旅游市场；
（四）会同有关部门治理旅游环境和秩序，监督检查旅游服务质量，受理国内外旅游者投诉，参与查处违反有关旅游法律、法规的行为，维护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
（五）组织、管理和指导旅游经营者及从业人员的职业培训和专业技术考评；
（六）法律、法规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旅游主管部门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制度，有关部门应当与旅游主管部门互相配合，密切协作，确保旅游业与相关行业协调发展。

第二章 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破坏旅游资源。
本条例所称旅游资源是指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可以为旅游业发展所利用，并能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民俗风情等。
第九条 旅游资源丰富，环境优美，交通方便，适于集中建设配套旅游设施，具备客源基础和对外开放条件的区域，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可以建立国家级或省级旅游度假区，享受国家和本省规定的优惠政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旅游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旅游业发展规划，并与城市或区域发展总体规划相适应，建筑风格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第十一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旅游区非法采石、开矿、挖沙、建坟、伐木、烧荒、捕猎；不得在旅游区建设污染、损害景区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建设其他设施，其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已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责令其
限期治理。
第十二条 开发建设旅游项目，应当经旅游主管部门同意，并依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报批。

第三章 旅游经营与管理
第十三条 申请经营旅游业务的，按照国家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后，持照到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备案。
开办旅行社、旅游景点和涉外饭店、餐馆、商店、车（船）公司、娱乐场所，须经旅游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其他手续。
第十四条 旅游经营者在境外设立旅游办事机构或兴办旅游企业，由省旅游主管部门审核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外国或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旅行社申请在本省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由省旅游主管部门审核后报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未经国家旅游主管部门授权，任何部门和企业不得擅自经营公民自费出国（境）旅游业务。
第十七条 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旅游经营者有权拒绝任何部门强行推销的商品或强行安置的人员；有权拒绝违反国家和本省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收费和罚款；有权拒绝无合法证件人员的检查。
第十八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配备必要的旅游安全设施和安全设备，对旅游设施定期检查、维修，建立安全管理责任制，保障旅游者人身、财产安全。
第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及时向旅游者提供游览地可能造成危险情况的资料和信息。
旅游经营者在引导旅游者游览过程中，发现有危险情况时，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旅游者的安全。
旅游经营者发现旅游者的人身、财产受到损害时，应当采取有效的救护措施，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二十条 旅游经营者必须持照经营，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不得超范围经营，不得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不得进行不正当竞争，不得出售假冒伪劣商品，不得欺骗、胁迫旅游者购买商品。
第二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不得建设带有封建迷信或恐怖色彩的景观；任何人不得在旅游区内从事封建迷信和有伤社会风化的经营活动。未经宗教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旅游区内建设寺庙和其他宗教人文景观，不得从事与宗教有关的经营活动。

第二十二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接受旅游主管部门的行业管理，如实提供旅游经营情况和有关资料。
在旅游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旅游经营者应当接受区内管理部门的统一管理。
第二十三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高其旅游服务质量。
第二十四条 旅游业从业人员必须忠于职守，奉公守法，遵守职业道德，挂牌上岗，不得有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格尊严的行为。禁止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不正当收入。
第二十五条 旅行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旅游主管部门缴纳旅行社质量保证金。
旅行社质量保证金，是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的专用款项，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六条 旅游主管部门对旅行社实行年检制度；对星级饭店实行年度复核制度；对涉外饭店、餐馆、商店、车（船）公司、娱乐场所实行定点管理。
第二十七条 旅游主管部门对导游员实行导游员资格认证制度。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的，不得上岗服务。
旅行社不得聘用未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从事导游工作。
第二十八条 旅游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必须出示合法证件，文明执法，并为旅游经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四章 旅游者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十九条 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三十条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旅游经营者提供有关服务内容、规格、费用等方面的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方式和内容；
（三）获得质价相当的服务；
（四）获得人身、财产安全保障；
（五）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
（六）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有权要求旅游经营者给予赔偿，或者向有关部门投诉、起诉；
（七）法律和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十一条 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承担下列义务：
（一）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
（二）保护旅游环境、资源和设施；
（三）遵守旅游秩序；
（四）尊重旅游地的民族风俗习惯；
（五）法律和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的，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必要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业，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给予警告、停业整顿。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管理或处罚。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文化、建设、民族、宗教等有关部门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旅行社质量保证金；逾期仍未缴纳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者按照国家规定停止其旅游业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责令退回，并对其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对旅行社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一条 旅游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情节轻微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旅游业从业人员利用工作之便索取不正当收入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没收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其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9月11日
　　2012年5月23日人民法院报“刑事行政”版刊有骆惠华、付竹《数罪并罚能否适用缓刑》一文，笔者基本同意该文的观点，即在数罪并罚情况下，一般不适用缓刑，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缓刑，但应持慎重态度，从严掌握。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点意见，仅供同行们在理论研究与实务操作时参考。

　　一、数罪并罚在一般情况下不宜适用缓刑

　　行为人以两个以上的故意或者过失，实施两个以上的行为，具备两种以上犯罪构成的，即为数罪，刑法理论上称之为“实质的数罪”。而数罪并罚，则是指一人犯有数罪情况下，人民法院对其所犯的各种罪分别定罪量刑以后，依照法定的原则决定应执行的刑罚。由此可见，数罪并罚下的定罪量刑过程所包含之问题，远比一罪的刑罚适用过程复杂得多，其基本特点有三：一是数罪特征。必须是一行为人犯有数罪，如某行为人没有犯实质的数罪或独立之数罪，即失去数罪并罚的事实前提，也当然不在并罚之列。二是时间特征。即数罪必须发生在法定期间内，世界各国对此有不同立法规定，但我国刑法关于数罪并罚的适用则以刑罚执行完毕以前所犯数罪作为适用并罚的最后时间界限，同时对于在不同刑事法律关系发展阶段内所实施或发现的数罪，采用不同的并罚方法。三是原则特征。即必须在对数罪分别定罪量刑的基础上，依照法定的并罚原则、范围和方法，决定执行的刑罚（参见周振想主编《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上集，第475-479页）。

　　由以上分析所知，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比犯有一罪的犯罪分子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而适用数罪并罚之方法，就能依法对犯有数罪的犯罪分子处以较重的刑罚，有利于惩治犯罪。因此，设置数罪并罚制度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二是体现了法之正义性与实现刑罚之目的性。正是基于此，刑法理论与实务上都强调，一般情况下对数罪并罚的犯罪分子不宜适用缓刑。1996年6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对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适用缓刑的若干规定》（法发[1996]21号，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对下列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不适用缓刑：1、犯罪行为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2、没有退赃，无悔改表现的；3、犯罪动机、手段等情节恶劣，或者将赃款用于投机倒把、走私、赌博等非法活动的；4、属于共同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或者犯有数罪的；5、曾因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受过行政处分或刑事处罚的；6、犯罪涉及的财物属于国家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款项和物资，情节严重的。”事实上，司法实务操作中不但经济犯罪审判上执行此规定，涉及其他犯罪中数罪并罚的，如涉毒、涉恶、涉黄、药品、醉驾等，一般也不宜适用缓刑。

　　二、数罪并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适用缓刑

　　正如骆惠华、付竹文中所言，慎重不等于排斥。对于一人犯有数罪的情况，绝对地排斥缓刑的适用也是不当的，因为这样既不利于刑罚目的之实现，也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悖。笔者认为，数罪并罚在特殊情况下适用缓刑，并不违背缓刑这一刑罚执行方法的创设宗旨，也有利于充分发挥刑法的“校正性正义”的功能与作用，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犯罪分子回归社会。至于何谓“特殊情况”，笔者的理解是，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认为比较“特殊”，尽管实行数罪并罚但仍可以视为“特殊情况”而适用缓刑：

　　第一，主体特殊。犯罪主体是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一，即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依据刑事法律应负刑事责任的人。从理论上讲，任何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均应接受刑事追究，以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是，具体处罚又是不同的，以体现区别对待的政策。这种区别对待，往往在刑法的条文中即作了明确要求，主要有：1、刑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七十五岁以上的人犯罪的特别要求；2、刑法第十八条第二、三款规定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的犯罪、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特别要求；3、刑法第十九条规定的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的特别要求；4、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过当的人构成犯罪的特别要求；5、刑法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紧急避险过当的人构成犯罪的特别要求；6、刑法第二十二条至二十四条规定的预备犯、中止犯、未遂犯的特别要求；7、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的特别要求等等。上列这此犯罪主体，或因年龄因素（未成年或年老），或因智障因素或身体残缺不便关押执行因素，或因犯罪状态或行为作用因素，尽管被数罪并罚，但有的可以成为缓刑等非监禁刑的执行对象。

　　第二，案件特殊。按照刑法修正案（八）修改后的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对于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的；（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影响”。刑法修正案第十一条的修改主旨有三：一是将缓刑的适用条件明确化和具体化，即规定四个必备条件，增强了司法的可操作性；二是增加未成年人、孕妇、年老之人三类主体应当宣告缓刑，表明此三类案件从法定性上保证法官无须请示即可下判；三是在该条第三款增设了禁止令的适用，即同时禁止缓刑犯的活动区域或范围，以防止再次犯罪。从该条的结构上看，就案件情况分为两大类。第一，应当宣告缓刑的案件，主要有三类：一是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这是基于《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考虑，防止关押后交叉感染，不利于教育、挽救与感化；二是孕妇犯罪案件，这是基于《妇女权益保障法》的考虑，因妇女关押执行将产生诸多不便，需要特别关护；三是年老的人犯罪案件，七十五周岁以上之人，本身余年不多，施以监禁执行不符合人性化要求，故须特殊考虑。第二，可以宣告缓刑的案件，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案件范围。一方面，指凡判处拘役或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皆“可以”适用缓刑，因为这从刑种和量刑幅度方面分析，都表明是轻刑犯罪甚或轻微犯罪的案件。另一方面，凡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并不当然适用缓刑，只有同时符合四种必备条件的，方能“可以宣告缓刑”。而且，根据我国刑法分则条文的规定，涉及拘役、三年以下徒刑的案件，均达数百种以上，尤其拘役刑的案件最多，几乎五年以下徒刑的案件均有拘役刑种。这就表明，“可以宣告缓刑”的案件太多，因而刑法修正案用四个必备条件加以限制，是必要的。

　　第三，情节特殊。案件情节在决定适用监禁刑或非监禁刑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案件情节主要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从法定情节讲，又分为法定从重、加重处罚情节和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涉及拘役、三年以下徒刑适用缓刑的，当然仅指后者，主要有以下几类：1、自首和以自首论（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2、坦白交待（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可以从轻、减轻处罚）；3、立功（刑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从酌定情节看，按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是关于酌定情节下减轻处罚之特别规定。事实上，除这种须报经核准的减轻处罚外，司法实务中还存在量刑上的大量酌定情节，比如犯罪分子的一贯表现、初犯、偶犯、赔偿损失、避免严重犯罪后果发生等等，均属于量刑考虑的重要情况，有些甚至对数罪并罚情况下能否适用缓刑产生重要影响，如下例：

　　原甘肃省白银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副经理万国英（副厅级）受贿、挪用公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三罪并罚案件，并罚有期徒刑四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3年第4辑第171-173页），最高法院孙长山法官在撰写该案例时指出：兰州中院以受贿罪（金额3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以挪用公款罪（金额5万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金额54482元）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但鉴于受贿、挪用数额小，没有为行为人谋利益，所挪用之款亦全部归还，犯罪情节较轻；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也不高，故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体现了对犯罪的依法惩处，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这表明，犯罪情节决定了缓刑之适用。1998年9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数罪并罚决定执行刑期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能否适用缓刑问题的复函》（[1998]高检研发第16号）指出：“对于判决宣告以前犯数罪的犯罪分子，只要判决执行的刑法为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符合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案件，依法可以适用缓刑（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0年第1辑第125页）”。

　　三、数罪并罚适用缓刑很敏感，故须慎重

　　如前所述，数罪并罚即是对于犯有两个以上之罪的行为人，就其所犯各罪分别定罪量刑后，按照一定的原则合并执行（参见曾庆敏主编《精编法学辞典》第1154页）。在我国，刑法规定可以按数罪并罚原则处置的情况有三种：即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犯罪分子还有漏罪未判的；判决宣告以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又犯罪的。关于数罪并罚，各国刑法大致可归纳为三种处罚原则，即吸收原则、合并原则和限制加重原则。我国“79刑法”和“97刑法”均采以限制加重原则为主，以吸收原则、并科原则为补充的折衷原则。就刑法量刑的角度而言，数罪并罚制度的本质，就是协调各种宣告刑与执行刑的原则的有机统一体系（参见周振想主编《中国新刑法释论与罪案》第475页）。

　　由于数罪并罚以一人犯有数罪作为事实基础，因而在数罪并罚后适用缓刑之执行方法，历来引人注目，成为敏感话题，甚至成为上诉、抗诉的原因或理由。笔者调研发现，敏感因素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内部敏感因素。这里所指内部敏感因素，主要是指来自一审法院内部、一审法院所在地政法机关内部以及一审与上诉审、申诉审相对应的法院。当某一人犯有数罪且经并罚后又宣告缓刑，在一审法院多有议论。尤其当并罚时被告人在押，因宣告缓刑马上取保候审解除羁押，同行中较为敏感，私下议论多，甚至疑为关系案、人情案或金钱案。当一人犯有数罪并罚后解除关押，对于提起公诉的机关以及公安等侦查机关比较敏感，甚至公开指责轻纵犯罪，并以此为由提起抗诉。例如黄某，2002年因犯寻衅滋事罪被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判处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在缓刑期间发现其在2001年犯有故意伤害罪（轻伤），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刑一年，撤销原判，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缓刑2年，引发政法几家争议。检方认为黄某二罪并罚后不应再适用缓刑，因刑法明文规定在缓刑期内发现漏罪或者又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此“撤销缓刑”即意味着并罚后不应再适用缓刑。法院则认为，被告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且伤害他人系多人参与并已赔偿损失得到被害人谅解，所以仍可以适用缓刑（参见《公检法办案指南》2003年第7辑第177-180页）。至于上诉审中改判一审之实刑适用缓刑，比较常见。据重庆市奉节县法院司法统计显示，仅2010一2011的两年中，二审法院改判一审实刑为缓刑的即达7件之多，引发议论。

　　第二，外部敏感因素。当某一犯罪人经法院数罪并罚后宣告缓刑立即回到了家，周围群众及基层组织很少从正当理由上去研究，而是多从关系、金钱等方面挂钩思维，认为被告人家里占人，神通广大，竟把作恶多端的犯罪分子从牢房里弄回来了。个别有文化的人为此大肆渲染，甚至引用英国人肖佰纳的话说，“法律象蛛网一样，小虫子被粘住了，飞鸟却一冲而过”的名言，令听众深信不疑，对司法发出唏嘘之声。尤其是领导干部或公务人员犯罪、企业老总犯罪、经济领域犯罪这些人，数罪并罚宣告缓刑后，民众很不理解，进而从对司法机关之怀疑引至对国家法律政策之怀疑。其实，缓刑适用在司法实务中过于集中于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盗窃、贪污贿赂等几类罪名，几乎占每一年度适用缓刑的60%以上，某些地区高达80%以上（参见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08-109页），也是民众太过敏感的重要原因。

　　第三，犯罪行为人及其亲属敏感因素。犯罪行为本人及其亲属，往往较少从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上考虑，而从司法机关能够网开一面给予从轻从宽处罚上考虑较多，寄希望较大，因而对数罪并罚适用缓刑等非监禁刑十分敏感，甚至不惜动用亲友邻里写联名信给法院，或直接向办案法官说情甚至送礼以获得从宽处理。因为他们知道，犯罪人一旦被判处实刑，不但直接导致婚姻破裂、家庭解体、上学就业无望，而且将承受多种处罚、处理的结局。因为，按照国家人事部人核发[1989]2号《关于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作人员被判处拘役、管制及被判处刑罚宣告缓刑后的工作和工资问题的通知》规定，“缓刑期间表现好的缓刑期满后可以分配正式工作，重新确定职务和工资等级”，对今后生活尚存希望；按照中纪委、中组部《关于受刑罚处罚的党员的党籍处理问题的解答》规定，宣告缓刑而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根据犯罪情节和一贯表现，可以不开除党籍，但必须给予党纪处分，对其政治生命尚可珍惜。按照目前政策，对于在校学生犯罪或处于十八周岁临界前后的犯罪人，宣告缓刑尚能保住学业、进入就业或参军的可能。各种类似情况，一人犯罪，全家忧虑，其敏感程度超过任何其他人。

　　正因为数罪并罚后宣告缓刑太过敏感，所以必须慎之又慎。为防止缓刑适用不当引发不必要的麻烦，笔者认为，在目前的司法实务中应采取以下防范措施：第一，从程序上强化公开公正的力度，加强庭审中的数罪并罚适用缓刑的举证质证及充分的法庭辩论，增强庭审的透明度。第二，凡数罪并罚适用缓刑除法定的未成年人、孕妇和七十五周岁以上老年人犯罪案件可由合议庭、业务庭决定外，其他所有案件均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第三，严格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制发的《量刑指导意见》，严格、合理掌握数罪的量刑要求，严禁为了适用缓刑在对各罪量刑时有意识从轻处罚，从而降低总和刑，使之降至三年以下的现象，业务庭长、主管院长应当严格把关。第四，对于数罪并罚适用缓刑问题，应纳入纪检监察的监督范围，每案必查，有不良反映的重点督查，实行按季、半年、年度专项通报制度，促进数罪并罚宣告缓刑的过程、实务与原则把握置于公开监督的视线之内，以保证办案质量。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