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吉林省2001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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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吉林省2001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的复函
关于吉林省2001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问题的复函
吉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
你们《关于吉林省2001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办法的请示》（吉劳
社养字〔2002〕9号）收悉。经研究，同意你省从2001年7月1日起，为2000年12月
31日以前按规定办理正式退休手续的企业退休人员按月人均28元的标准调整基本
养老金。请你省按上述意见抓紧组织实施，并将正式文件分别报劳动保障部和财
政部备案。
二○○二年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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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社会，毒品犯罪形势依然相当严重。为了能够尽快侦破案件，查明犯罪事实，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在毒品犯罪案件侦破过程中，存在着司法机关利用特情人员设立圈套查获犯罪的情况，那么关于此类案件应该如何定性，其法律依据如何，本文将对此展开若干讨论。
关键词: 毒品犯罪 特情引诱 教唆 圈套 刑事责任
在警匪片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情节。为了一举捣毁犯罪集团的老巢，抓获其幕后老大，警察常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集团新人，想方设法甚至杀人放火、流血牺牲取得集团成员尤其是集团老大的信任。然后暗中搜集各方证据，引诱集团实施犯罪行动，最后与外部司法人员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点的电影情节。复杂点的，会出现这样一些插曲：警察在“卧底”的过程中，被集团犯罪所得的巨额利润腐蚀，泯灭良知抑或者在犯罪集团的胁持下，转而成为了集团的犯罪工具，利用其特殊身份为集团犯罪保驾护航甚至出谋划策，实质上成为了犯罪集团安排在司法侦查部门的“卧底”。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为还电影观众一个满意的结局，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正义，犯罪集团及该警察的犯罪行为在警方的艰苦努力下最终将会被查获。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把这种"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诉讼的根据而诱使其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称之为“特情引诱”，理论界也称之为“警察圈套”。
在特情引诱的场合，英美国家一般认为，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罪行是基于政府的诱使而产生作为理由，提出免罪辩护，也称之为“警察圈套合法辩护”。然而，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08）324号 2008年12月1日）“六、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明确指出：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同时，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
最高法院这样规定有其十分的合理性。首先，在毒品犯罪形势依然相当严重，毒品犯罪不断呈现新的特点的：境外毒源不断，对我国危害不减，毒品犯罪国际化，贩运形式多样化，毒品数量大宗化，毒品精制化，犯罪手段多变性，人体藏毒比例大，少数民族、未成年人参与毒品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加大毒品犯罪的侦查与打击力度势在必行。其次，被告人落进了普通公民的圈套就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社会之大，诱惑之多，我们每个人都负有预防不法侵害，自觉抑制非法之不良欲望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不能不因为圈套设计者的不同而改变被告人的犯罪心态。
一：在介入特情因素的毒品犯罪案件中，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1.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
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此种情况，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已经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图，客观上通常也正在为实施犯罪行为做准备或者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完全符合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特情人员的行为只是在于印证、查明犯罪嫌疑人确实存在毒品犯罪的故意，对其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均未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因此不能构成犯罪嫌疑人请求从轻或者减轻罪行的依据。
2.“犯意引诱”
所谓“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具体而言，行为人原本根本上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意图，但是由于受到特情人员的引诱，完全属于受侦查行为引发，出于简单贪利动机而临时性的进行了违法犯罪活动。此种情况属于司法机关人为“制造”犯罪，实际上是只能由侦查圈套产生的结果，整个案件由侦查人员精心布置而成，不可能造成或者仅可能造成可控的很小的社会危害结果。根据犯罪构成的核心要素——犯罪情节的社会危害性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本人认为，可对行为人从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可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不认为是犯罪。对于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在上述处罚基础上给予更大幅度的宽大处理。并且，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数量引诱”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原本已经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图，客观上只要实施了毒品犯罪的行为，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但考虑到在特情因素的介入下行为人原本存在的焦虑、惧怕等心理阴影减弱乃至消除，进而产生了加重犯罪的行为，其行为也一般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毒品一般不易流入社会，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因此，应当依法给予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间接引诱
间接引诱是指受特情引诱的被告人的行为又引起了原本没有毒品犯意的其他人产生毒品犯罪故意，并实施了毒品犯罪行为。最高法《会议纪要》规定应当参照特情引诱犯罪处理原则依法处理。本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其他人的毒品犯罪故意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被告人的行为影响而产生，其主观恶意更为明显，在未存在特情引诱的场合，其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利益的诱惑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在司法机关不知情存在间接引诱的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更显重大。当然，特情人员为达到侦查目的而暂时对特情引诱下的犯罪不予制止的行为在客观上会产生一定的间接社会诱惑性，但此诱惑性必然小于直接引诱，若对其他人科以与特情引诱下的犯罪行为同样的处罚，则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考虑到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的实际需要，本人认为，最高法《会议纪要》的此处规定应解释为：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对间接引诱下的犯罪行为处以较为严厉的刑罚。
二：在特情引诱过程中出现的特情人员犯罪问题
特情人员在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运用圈套等刑侦手段，引诱行为人犯罪的，属于合法的“特殊职务行为”，应区别于教唆犯。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正如某些电影中的情节一样，在现实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特情人员在巨额不法利益的诱惑下迷失方向，泯灭良知，利用特情身份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实施走私、贩卖、运输或制造毒品等出于为己牟利的非“特殊职务”犯罪行为，一旦被查获就将责任推到交易对方或者其他人的身上，而自己则辩称“特殊职务行为”。对于此种情况，如果有证据表明特情人员的行为属于私下行为，主观上不以实现特情侦查为目的，事先未征得公安机关的同意，则应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从重处罚。
三：特情引诱的运用条件
在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特情引诱的严格法律规定，更未有可操作性的专门法律规定，最高法的《会议纪要》并不是法律，以其作为特情引诱侦查手段的依据，缺乏规范性和可行性，不得不承认此为我国立法上的一个缺失。为防止司法机关权力的滥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特情引诱”作出了严格控制，大部分都规定：一、诱捕的对象必须是犯罪嫌疑人；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即是说，所设圈套的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鉴于此，我国在毒品犯罪中的特情引诱等特别侦查手段很有必要借鉴上述规定并尽早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从而使特情引诱执法有依，又能防止公权力滥用对私权利造成侵害。
参考文献：
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五卷 法律出版社
阮齐林《刑法学》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吴传毅 《法眼视线》2010年第3期
宪 法 权 威 论 略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一、 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
宪法的权威性是指一国宪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或者说，“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其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等方面”[2]（周叶中）。“宪法至上”是与法律至上紧密相连的。对法治而言，“世界上各国的国情是千差万别的，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法治的道路，而且搞的是真正的法治，就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条件，那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3]。而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核心。“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由许多部门、众多单个的法律组成的”，“其中，宪法的层次、地位和效力都是最高的，因为其他法律的制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都不能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3]。因此，周叶中教授认为“宪法至上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至高无上。具体说来亦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4]。有学者还进一步把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细分为宪法形式上的至上和实质意义上的至上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宪法典宣布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从法律形式上表现为宪法的权威大于一切国家机关和个人的权威”[5]（52页）；而“宪法实质意义上的至上是指人民的法律意识中有宪法至上的观念，有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5]（53页）。虽然有学者认为“宪法至上”的具体内涵与宪法权威基本一致[2]，仿佛它们是有差别的，但从上述引文中可看出，该学者在其不同的文章中又将其完全等同。
笔者认为，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理由是：第一。无论是宪法的权威性，还是宪法的至上性，实质上都强调的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二者的核心内容都是要求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将其作为根本行为准则，因此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第三，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须注意的是，宪法权威是新中国早期宪法学者通用的一个词汇，而宪法至上则是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文论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关键词”。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既没有使用“宪法权威”一词，也没有出现“宪法至上”的用语。宪法序言和第5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这一精神。宪法序言宣称，“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意味着：其一是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居于宪法之下，这是对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完全否定；其二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6]。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判定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是否违宪，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行为无效，是现代国家推行宪政的一般手段。一方面因为司法机关依专门的司法程序对违宪案件进行审查，可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及强制性使违宪行为、违宪法律、法规得以及时的较正，“预期”的宪法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宪法权威。宪法至上，最终依赖于司法机关的宪法适用才能获得制度上的保障[6]。
二、 宪法至上的根据
为什么宪法必须至上？笔者认为宪法至上的根据在于；
（一） 宪法是根本法的地位。宪法的根本法性质，意味着：一
方面，从法律形式而言，宪法是法律的法律即母法，即所有的法律都以宪法为依据制定，且宪法是判断法律正当性的标准。另一方面，从内容上讲，宪法只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等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准则。根本法的性质就要求，一切法律和所有宪法关系的主体的行为首先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
（二） 宪法是理性和正义的集中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宪
法的至上性不能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之所以有高于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权威，是宪法的产生是理性和正义的象征”[5]（53页）。作为理性和正义的象征，宪法不仅要求人们对它的价值认同，更要求人们实践中对它的绝对服从与遵守。
（三）宪法的核心精神是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权力与宪法、法律的关系一直是近现代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法治而言，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一直是其重要的目标之一。宪法至上的重要环节是使权力服膺于宪法。在宪政社会，权力服膺于宪法即宪法至上，一方面通过宪法、法律最大限度反映人民意志从而普遍实现所谓“被统治者的同意”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权力进行分解实现权力的分离与制衡从而减少控制权力的难度或强度来实现。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宪法的终极价值。与这一终极价值相适应，宪法必须具有至上性。
三、 宪法至上的实现
如何实现宪法至上？笔者认为：
一要强化宪法的规范性，突出宪法的科学性。
既然是法律，宪法就必然具有规范性。根据法理学的一般观点，现代法律系统的基本要素可简化为规则、原则和概念，其中在数量上规则应占绝大多数。①作为法律的宪法，其规则即规范也应占绝大多数。而且，因为“规则有较为严密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行为发生的时空、各种条件等事实状态的预设）、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规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后果和肯定式后果）三部分。”[7]（页36）宪法规则（即宪法规范）也应当具备作为法律规范的完整的逻辑结构。而事实上，我国宪法在这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即宪法本身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和违宪责任，也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完整、统一的程序规定。在以后的修宪中，我们要逐渐完善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这也是毛泽东关于“搞宪法就是搞科学”[8]（页26）的基本要求。强化宪法逻辑结构的完整性要求，在宪法中尽量减少或限制有关政策性规定、原则性规定，特别是一些具体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策不宜规定得过于详细，建议在宪法中只对关涉国家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作出规定。
二要建立全面的宪法审判制度，使宪法完全司法化。
关键词: 毒品犯罪 特情引诱 教唆 圈套 刑事责任
在警匪片中，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一些情节。为了一举捣毁犯罪集团的老巢，抓获其幕后老大，警察常冒着生命危险化装成集团新人，想方设法甚至杀人放火、流血牺牲取得集团成员尤其是集团老大的信任。然后暗中搜集各方证据，引诱集团实施犯罪行动，最后与外部司法人员取得联系，里应外合，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这是一种比较简单点的电影情节。复杂点的，会出现这样一些插曲：警察在“卧底”的过程中，被集团犯罪所得的巨额利润腐蚀，泯灭良知抑或者在犯罪集团的胁持下，转而成为了集团的犯罪工具，利用其特殊身份为集团犯罪保驾护航甚至出谋划策，实质上成为了犯罪集团安排在司法侦查部门的“卧底”。当然，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也为还电影观众一个满意的结局，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社会的正义，犯罪集团及该警察的犯罪行为在警方的艰苦努力下最终将会被查获。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把这种"警察、司法人员或者他们的代理人为了获得对某人提起诉讼的根据而诱使其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称之为“特情引诱”，理论界也称之为“警察圈套”。
在特情引诱的场合，英美国家一般认为，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罪行是基于政府的诱使而产生作为理由，提出免罪辩护，也称之为“警察圈套合法辩护”。然而，在我国，犯罪嫌疑人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毒品犯罪案件中，《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08）324号 2008年12月1日）“六、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明确指出：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同时，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
最高法院这样规定有其十分的合理性。首先，在毒品犯罪形势依然相当严重，毒品犯罪不断呈现新的特点的：境外毒源不断，对我国危害不减，毒品犯罪国际化，贩运形式多样化，毒品数量大宗化，毒品精制化，犯罪手段多变性，人体藏毒比例大，少数民族、未成年人参与毒品犯罪活动呈现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加大毒品犯罪的侦查与打击力度势在必行。其次，被告人落进了普通公民的圈套就可能构成共同犯罪，社会之大，诱惑之多，我们每个人都负有预防不法侵害，自觉抑制非法之不良欲望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不能不因为圈套设计者的不同而改变被告人的犯罪心态。
一：在介入特情因素的毒品犯罪案件中，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1.不存在特情引诱的情况
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此种情况，犯罪嫌疑人主观上已经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图，客观上通常也正在为实施犯罪行为做准备或者已经着手实施犯罪，完全符合故意犯罪的构成要件。特情人员的行为只是在于印证、查明犯罪嫌疑人确实存在毒品犯罪的故意，对其主观心态和客观行为均未产生实质上的影响，因此不能构成犯罪嫌疑人请求从轻或者减轻罪行的依据。
2.“犯意引诱”
所谓“犯意引诱”是指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具体而言，行为人原本根本上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意图，但是由于受到特情人员的引诱，完全属于受侦查行为引发，出于简单贪利动机而临时性的进行了违法犯罪活动。此种情况属于司法机关人为“制造”犯罪，实际上是只能由侦查圈套产生的结果，整个案件由侦查人员精心布置而成，不可能造成或者仅可能造成可控的很小的社会危害结果。根据犯罪构成的核心要素——犯罪情节的社会危害性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本人认为，可对行为人从轻或者免于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也可依据刑法第十三条不认为是犯罪。对于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在上述处罚基础上给予更大幅度的宽大处理。并且，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3.“数量引诱”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原本已经存在故意犯罪的意图，客观上只要实施了毒品犯罪的行为，依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但考虑到在特情因素的介入下行为人原本存在的焦虑、惧怕等心理阴影减弱乃至消除，进而产生了加重犯罪的行为，其行为也一般在公安机关的控制下，毒品一般不易流入社会，社会危害程度大大减轻。因此，应当依法给予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4.间接引诱
间接引诱是指受特情引诱的被告人的行为又引起了原本没有毒品犯意的其他人产生毒品犯罪故意，并实施了毒品犯罪行为。最高法《会议纪要》规定应当参照特情引诱犯罪处理原则依法处理。本人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其他人的毒品犯罪故意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被告人的行为影响而产生，其主观恶意更为明显，在未存在特情引诱的场合，其也有可能受到其他利益的诱惑甚至主动创造条件去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尤其是在司法机关不知情存在间接引诱的情况下，其社会危害性更显重大。当然，特情人员为达到侦查目的而暂时对特情引诱下的犯罪不予制止的行为在客观上会产生一定的间接社会诱惑性，但此诱惑性必然小于直接引诱，若对其他人科以与特情引诱下的犯罪行为同样的处罚，则有悖于罪刑相适应原则。同时，考虑到从严惩治毒品犯罪的实际需要，本人认为，最高法《会议纪要》的此处规定应解释为：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对间接引诱下的犯罪行为处以较为严厉的刑罚。
二：在特情引诱过程中出现的特情人员犯罪问题
特情人员在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运用圈套等刑侦手段，引诱行为人犯罪的，属于合法的“特殊职务行为”，应区别于教唆犯。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正如某些电影中的情节一样，在现实社会中，同样存在着特情人员在巨额不法利益的诱惑下迷失方向，泯灭良知，利用特情身份作掩护，实际上却在实施走私、贩卖、运输或制造毒品等出于为己牟利的非“特殊职务”犯罪行为，一旦被查获就将责任推到交易对方或者其他人的身上，而自己则辩称“特殊职务行为”。对于此种情况，如果有证据表明特情人员的行为属于私下行为，主观上不以实现特情侦查为目的，事先未征得公安机关的同意，则应按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从重处罚。
三：特情引诱的运用条件
在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特情引诱的严格法律规定，更未有可操作性的专门法律规定，最高法的《会议纪要》并不是法律，以其作为特情引诱侦查手段的依据，缺乏规范性和可行性，不得不承认此为我国立法上的一个缺失。为防止司法机关权力的滥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对“特情引诱”作出了严格控制，大部分都规定：一、诱捕的对象必须是犯罪嫌疑人；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即是说，所设圈套的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鉴于此，我国在毒品犯罪中的特情引诱等特别侦查手段很有必要借鉴上述规定并尽早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从而使特情引诱执法有依，又能防止公权力滥用对私权利造成侵害。
参考文献：
赵秉志《中国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第五卷 法律出版社
阮齐林《刑法学》第二版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吴传毅 《法眼视线》2010年第3期
宪 法 权 威 论 略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一、 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
宪法的权威性是指一国宪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1]，或者说，“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其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等方面”[2]（周叶中）。“宪法至上”是与法律至上紧密相连的。对法治而言，“世界上各国的国情是千差万别的，但任何一个国家，只要选择了法治的道路，而且搞的是真正的法治，就必须具备一个共同的条件，那就是：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3]。而宪法至上是法律至上原则的核心。“法律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是由许多部门、众多单个的法律组成的”，“其中，宪法的层次、地位和效力都是最高的，因为其他法律的制定，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据，都不能与宪法的规定相抵触”[3]。因此，周叶中教授认为“宪法至上是指在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至高无上。具体说来亦即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4]。有学者还进一步把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至上地位细分为宪法形式上的至上和实质意义上的至上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宪法典宣布自身的最高法律效力”，“从法律形式上表现为宪法的权威大于一切国家机关和个人的权威”[5]（52页）；而“宪法实质意义上的至上是指人民的法律意识中有宪法至上的观念，有维护宪法权威的意识”[5]（53页）。虽然有学者认为“宪法至上”的具体内涵与宪法权威基本一致[2]，仿佛它们是有差别的，但从上述引文中可看出，该学者在其不同的文章中又将其完全等同。
笔者认为，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理由是：第一。无论是宪法的权威性，还是宪法的至上性，实质上都强调的是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第二，二者的核心内容都是要求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将其作为根本行为准则，因此二者是完全一致的。第三，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
须注意的是，宪法权威是新中国早期宪法学者通用的一个词汇，而宪法至上则是近年来在一些学者的文论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关键词”。但在我国现行宪法中，既没有使用“宪法权威”一词，也没有出现“宪法至上”的用语。宪法序言和第5条的规定集中体现了这一精神。宪法序言宣称，“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宪法权威即宪法至上，意味着：其一是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居于宪法之下，这是对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完全否定；其二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6]。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判定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是否违宪，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行为无效，是现代国家推行宪政的一般手段。一方面因为司法机关依专门的司法程序对违宪案件进行审查，可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裁决的终局性及强制性使违宪行为、违宪法律、法规得以及时的较正，“预期”的宪法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宪法权威。宪法至上，最终依赖于司法机关的宪法适用才能获得制度上的保障[6]。
二、 宪法至上的根据
为什么宪法必须至上？笔者认为宪法至上的根据在于；
（一） 宪法是根本法的地位。宪法的根本法性质，意味着：一
方面，从法律形式而言，宪法是法律的法律即母法，即所有的法律都以宪法为依据制定，且宪法是判断法律正当性的标准。另一方面，从内容上讲，宪法只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国家的基本国策和国家机关组织和活动的基本原则等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根本准则。根本法的性质就要求，一切法律和所有宪法关系的主体的行为首先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
（二） 宪法是理性和正义的集中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宪
法的至上性不能从法律形式的角度来理解，宪法之所以有高于一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权威，是宪法的产生是理性和正义的象征”[5]（53页）。作为理性和正义的象征，宪法不仅要求人们对它的价值认同，更要求人们实践中对它的绝对服从与遵守。
（三）宪法的核心精神是权力制约，保障人权。权力与宪法、法律的关系一直是近现代以来人们关注的焦点。就法治而言，对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一直是其重要的目标之一。宪法至上的重要环节是使权力服膺于宪法。在宪政社会，权力服膺于宪法即宪法至上，一方面通过宪法、法律最大限度反映人民意志从而普遍实现所谓“被统治者的同意”来实现；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权力进行分解实现权力的分离与制衡从而减少控制权力的难度或强度来实现。对权力制约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这是宪法的终极价值。与这一终极价值相适应，宪法必须具有至上性。
三、 宪法至上的实现
如何实现宪法至上？笔者认为：
一要强化宪法的规范性，突出宪法的科学性。
既然是法律，宪法就必然具有规范性。根据法理学的一般观点，现代法律系统的基本要素可简化为规则、原则和概念，其中在数量上规则应占绝大多数。①作为法律的宪法，其规则即规范也应占绝大多数。而且，因为“规则有较为严密的逻辑结构，包括假定（行为发生的时空、各种条件等事实状态的预设）、行为模式（权利和义务规定）和‘法律后果’（含否定式后果和肯定式后果）三部分。”[7]（页36）宪法规则（即宪法规范）也应当具备作为法律规范的完整的逻辑结构。而事实上，我国宪法在这方面存在较为严重的缺陷，即宪法本身未明确规定违宪构成和违宪责任，也没有追究违宪责任的完整、统一的程序规定。在以后的修宪中，我们要逐渐完善宪法规范的逻辑结构。这也是毛泽东关于“搞宪法就是搞科学”[8]（页26）的基本要求。强化宪法逻辑结构的完整性要求，在宪法中尽量减少或限制有关政策性规定、原则性规定，特别是一些具体经济制度、社会文化政策不宜规定得过于详细，建议在宪法中只对关涉国家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作出规定。
二要建立全面的宪法审判制度，使宪法完全司法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