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13:17:06 浏览:8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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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发布《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的通知
证监机构字[2006]124号
各证券公司：
为了指导证券公司建立健全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内部控制机制，我会制定了《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现予发布，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
二〇〇六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内部控制指引
第一条 为指导证券公司建立健全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的内部控制机制，防范与融资融券业务有关的各类风险，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应当按照《证券公司内部控制指引》和本指引的规定，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机制。
第三条 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试点，应当建立完备的管理制度、操作流程和风险识别、评估与控制体系，确保风险可测、可控、可承受。
第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健全业务隔离制度，确保融资融券业务与证券资产管理、证券自营、投资银行等业务在机构、人员、信息、账户等方面相互分离。
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对融资融券业务实行集中统一管理。融资融券业务的决策和主要管理职责应当由证券公司总部承担。
第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融资融券业务的决策与授权体系。融资融券业务的决策与授权体系原则上按照董事会——业务决策机构——业务执行部门——分支机构的架构设立和运行。
董事会负责制定融资融券业务的基本管理制度，决定与融资融券业务有关的部门设置及各部门职责，确定融资融券业务的总规模。
业务决策机构由有关高级管理人员及部门负责人组成，负责制定融资融券业务操作流程，选择可从事融资融券业务的分支机构，确定对单一客户和单一证券的授信额度、融资融券的期限和利率（费率）、保证金比例和最低维持担保比例、可充抵保证金的证券种类及折算率、客户可融资买入和融券卖出的证券种类。
业务执行部门负责融资融券业务的具体管理和运作，制订融资融券合同的标准文本，确定对具体客户的授信额度，对分支机构的业务操作进行审批、复核和监督。
分支机构在公司总部的集中监控下，按照公司的统一规定和决定，具体负责客户征信、签约、开户、保证金收取和交易执行等业务操作。
第七条 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的前、中、后台应当相互分离、相互制约，各主要环节应当分别由不同的部门和岗位负责，负责风险监控和业务稽核的部门和岗位应当独立于其他部门和岗位，分管融资融券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兼管风险监控部门和业务稽核部门。
第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加强对分支机构融资融券业务活动的控制，禁止分支机构未经总部批准向客户融资、融券，禁止分支机构自行决定签约、开户、授信、保证金收取等应当由总部决定的事项。
第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客户选择与授信制度，明确规定客户选择与授信的程序和权限：
（一）制定本公司融资融券业务客户选择标准和开户审查制度，明确客户从事融资融券交易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开户申请材料的审查要点与程序。
（二）建立客户信用评估制度，根据客户身份、财产与收入状况、证券投资经验、风险偏好等因素，将客户划分为不同类别和层次，确定每一类别和层次客户获得授信的额度、利率或费率。
（三）明确客户征信的内容、程序和方式，验证客户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了解客户的资信状况，评估客户的风险承担能力和违约的可能性。
（四）记录和分析客户持仓品种及其交易情况，根据客户的操作情况与资信变化等因素，适时调整其授信等级。
第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印制并使用融资融券合同标准文本。融资融券合同标准文本的内容应当符合《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和《融资融券合同必备条款》的规定。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与客户签订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前，向客户履行以下告知义务：
（一）以书面方式向其提示投资规模放大、对市场走势判断错误、因不能及时补交担保物而被强制平仓等可能导致的投资损失风险；
（二）指定专人向客户讲解融资融券的业务规则、业务流程和合同条款；
（三）告知客户将信用账户出借给他人使用，可能带来法律诉讼风险，提示客户妥善保管信用账户卡、身份证件和交易密码。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与客户签署融资融券业务合同后，按照《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试点管理办法》及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有关规定，为客户开立实名信用证券账户。
证券公司应当委托第三方存管银行为客户开立实名信用资金账户。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符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营运成本、市场状况以及客户资信等因素确定融资融券的利率与费率，并在营业场所内公示。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在符合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确定可充抵保证金的证券的种类及折算率、客户可融资买入和融券卖出的证券的种类、保证金比例和最低维持担保比例，并在营业场所内公示。
第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指定专人实时监控客户担保物价值与客户债务价值及其比例的变动情况，当该比例低于合同约定的最低维持担保比例时，应当按照约定方式及时通知客户补足担保物，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通知时间、通知内容等予以留痕。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应当制定强制平仓的业务规则和程序，当客户未按规定补足担保物或到期未偿还债务时，立即强制平仓。平仓所得资金优先用于清偿客户所欠债务，剩余资金记入客户信用资金账户。
强制平仓指令应当由证券公司总部发出，发出平仓指令的岗位和执行平仓指令的岗位不得由同一人兼任，强制平仓的操作应当留痕。
第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由总部集中管理的融资融券业务技术系统，对融资融券业务的主要流程实行自动化管理。证券公司应当建立融资融券业务的集中风险监控系统，系统应当具备业务数据集中管理、融资融券业务总量监控、信用账户分类监控、自动预警等功能，并应当设置必要的开放功能或数据接口，以便监管部门能够及时了解和检查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情况。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客户资产的安全：
（一）加强对业务流程、技术系统的管理，防止出现技术故障、操作失误、制度与流程漏洞、员工道德风险等可能影响客户资产安全的问题；
（二）建立健全信用账户的管理和稽核制度，防止资产混用、账户混用、出借账户、虚假账户等问题。
（三）按照约定方式为客户提供对账单，如实向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第三方存管银行提供证券、资金明细数据，供客户查询。
（四）客户因自身债权债务原因，导致其资产被冻结、查封、划扣等重大事项时，证券公司应当及时通知客户。
第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加强对融资融券业务的风险监控和业务稽核。风险监控和业务稽核应当覆盖事前、事中、事后的各个环节。
风险监控部门应当对融资融券业务进行实时监控和风险量化分析，对高风险账户比例情况、坏账情况、集中度、账户限额等进行分析评估，提出相应的控制措施，并对与客户签订融资融券合同、审批客户信用额度、强制平仓等重大事项出具意见。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以净资本为核心的融资融券业务规模监控和调整机制：
（一）根据监管要求和自身财务状况，合理确定向全体客户、单一客户和单一证券的融资、融券的金额占净资本的比例等风险控制指标。
（二）对净资本、流动性、资产负债等主要财务指标进行监测，并根据指标变化情况，及时调整融资融券业务规模。
（三）通过集中风险监控系统实时监控客户融资融券未补仓规模，并通过调整融资融券业务规模使公司净资本等主要财务指标符合监管要求。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管要求，制定融资融券业务会计处理制度，审慎评估融资融券业务可能带来的坏账风险，在当期足额计提有关损失准备，并在会计报表中充分披露。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融资融券业务内部报告制度，明确业务运作、风险监控、业务稽核及其他有关信息的报告路径和反馈机制。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融资融券业务的信息报送制度，指定专人负责有关信息的统计与复核，保证向证监会及自律组织报送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客户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对融资融券业务客户资料的管理。对资信不良、有违约记录的融资融券业务客户，证券公司应当记录在案，并及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第二十四条 本指引自2006年8月1日起施行。
人民陪审员制度初探
黑龙江北安市人民法院王胜宇
论文提要：
本文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现状入手，着重阐述了我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对改革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全文共7500字。
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司法民主，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的途径和方式。对于促进我们国家的司法公正，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监督审判，保证公正和效率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当前建设我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这项制度应该说在今天焕发了新的生机，特别是《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公布实施，从立法上对这项制度进行了极大的完善，也赋予了这项制度新的生命力。
一、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及其现状
陪审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我们现在所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在我们国家有很长的历史，最早从革命根据地开始实行，应该说在我国也有优良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司法制度的一个特色。 1954年宪法正式确立了“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 在建国后的初期，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挥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一制度的实行，对吸引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和监督法院的审判工作、密切人民法院与群众的联系，以及增强审判力量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受到极大的破坏，所以人民陪审员制度也一度停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开始恢复，至今一直实行。
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虽然在名称上称为“陪审”，但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制完全不同，其在形式上实际上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参审制是极为相似的。我国的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一起组成合议庭参与审判，其本身并不能够进行独立的审判。然而，基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与大陆法系的参审制仍然是有很大不同。
同陪审制度在世界其它国家所遇到的一样，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一度走到了被废止的地步。多年来，人民陪审员制度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陪审员参与审判大多流于形势，陪而不审，成为了威严法官的陪衬，这是我们的司法制度所面临的尴尬。我们仔细的审视现实中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发现确实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首先，法院聘请到陪审员之后，由于法院给予他们的补助相对比较低，而且绝大多数陪审员都是兼职的，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陪审员参加审判的积极性不高。在审判实践中，组成合议庭的案件要提前通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因此，很难确定在未来的庭审当中，陪审员是否能准时参加庭审，因此实践做法往往是合议庭组成人员极少有陪审员，陪审员成了“名义”上的陪审员。
其次，陪审员的素质不高和参审意识不强也制约了陪审作用的发挥。陪审制度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公民较高的宪法意识和法律观念之上的，而我国国民这方面的素质显然是有欠缺的。由于基本法律常识的缺乏和对诉讼程序的不了解，陪审员往往在庭审中难以对案件有正确的把握从而形成自己的见解，只能惟法官的马首是瞻。
第三，陪审员即便参与了审判，也是审而不决，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由于审判委员会的存在和二审再审的可能，合议庭的决议处于不确定状态，没有最终法律意义，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审判委员会以及二审法院(再审法院)始终控制着最终司法权。”1于是，主要在一审中参与庭审的人民陪审员就无力对案件的最终结果施加自己的影响。
另外，对陪审员的选任和管理方式不合理，外界对陪审员的压力难以消除等现象也一定程度的存在。总体来看，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人民陪审员制度仍在逐渐淡化。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不存在实行陪审制的历史文化传统，我国古代历来是由各级官吏担任法官，从来没有出现过陪审制度”。2因而，在我国这样不具备相应文化底蕴的国家，强行将陪审制度移植进来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陪审制完全是舶来之物，既无价值且易生诸多麻烦与困扰，影响诉讼效率和公正，”是一项应予废除的制度。3那么在我国已经存在了几十年的人民陪审制度真的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到了必须予以抛弃的地步了吗？如果我们从陪审制所发挥的政治作用和司法功能来考察，就会发现结论并不是这么简单。
二、坚持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安排，可以充分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司法为民。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审判权是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力倡导政治文明建设的今天，人民群众以陪审员的身份参与审判，与法官共同审理案件，行使国家审判权，更加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也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的制度保障，有利于提高审判工作的透明度，进一步落实司法公开的原则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可以督促法官秉公办案，帮助法官避免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防止法官专断。专家型陪审员更是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解决审判中的疑难问题，有助于查清事实，正确适用法律。更为重要的是，代表民意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更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的角度对案件进行评断，使司法更加贴近民众生活，反映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使裁判结果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更容易为社会公众所信任和接受，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同时，也体现了新世纪最核心的司法理念－－司法为民的思想内涵。
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当前司法改革的重要一环和新的起点。通过立法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加强司法制度建设和重要内容，是按照党的十六大的要求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进一步巩固这项改革的成果，对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深化，将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颁布和施行，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进程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人民陪审员制度将更加完善和规范，并将在司法实践中重新焕发生机。当前在我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多年的实践证明，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法院审判活动的一项司法制度，对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监督法院严格执法、防止司法权滥用以及密切法院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体现司法为民思想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一，司法为民价值。司法为民是人民法院密切联系群众的时代要求，是“公正与效率”工作主题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检验审判工作法律与社会效果的新尺度，也是人民法院优良传统的新发展，充分体现人民意识，人民陪审员制是法院审判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和一种审判组织形式，遵照一定程序吸收普通公民参加案件审判活动。这一制度的落实，既拉近了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增进了感情，又让当事人通过诉讼体会到了现代司法文明，也使司法为民的现代司法理念真正贯彻落实到诉讼活动之中。同时，促进人民法院牢固树立司法为民的核心思想。
第二，司法民主价值。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司法民主价值是其存在的重要基础之一。作为公民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一种民主形式，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其他司法民主形式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人民陪审员制度使民众参与审判过程，可以使民众认识到某个裁判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作出的，是通过民众参与司法的过程达成的，这就可以加深民众对司法的认同感，减少法官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促进民众对司法的关心，进而增强一般民众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重要方面。
第三，司法公正价值。公正是司法的首要价值目标，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生命线和永恒主题，也是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一项基本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建立行之有效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失为一项重要的措施。其一是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公正。同时，通过人民陪审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其二，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可以推进有关诉讼规则的确立。其三，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历来是“重人情，轻法治，”不象英美国家，人民历来是“重法治，轻人情。”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法官先入为主的内心确信与偏见，有利于遏制办人情案、关系案等偏私现象的发生。
第四，司法独立价值。由一般民众参与司法审判，可以促使合议庭摆脱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及法院内部上级领导的干预。因为民众头上并没有乌纱帽，因此可能并不害怕因拒绝干预而丢乌纱帽的危险。如果裁判的意见是由法官与陪审员共同作出的，至少可以减轻法官在作出裁判时所实际承受的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法官可以以裁判需要由合议庭集体作出为由，而抵制外来的干预。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是我国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保障。但是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受到的干扰是多方面的。而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有助于法官在审判过程中抵制这些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干扰，实现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陪审员的“临时身份”有助于避免来自合议庭外部的干扰，也给法官提供了抵御对案件干涉的充分“理由”。
第五，司法监督价值。有利于加强对法官的监督。民众作为陪审员参与审判，并不仅仅只是体现抽象的司法民主的意义，而能够体现具体的民主监督的内容。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在当前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这种监督十分必要。一方面，通过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审判有利于督促法官严格执法，也有利于促使司法进一步公开，防止司法的“暗箱操作”现象。另一方面，陪审员与法官共同审判也有利于减少司法腐败，保障司法的民主公正。因为，如果参与审判的法官只有一个或者都是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事，那么该法官敢于贪赃枉法的机会较大，但是如果一个法官与数个与其不相识的陪审员共同审判，则该法官在各种诱惑面前必然要三思而后行。陪审制通过吸收民众参与审判过程，将适用法律和认定事实共同合议，这就可以形成一种内在的民众监督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法官滥用职权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因此人民陪审员制度有利于司法监督与法官的廉洁公正。
第六，司法权威价值。实现司法公正是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司法权威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保障。人民陪审员大多在群众中间享有较高威望，他们参与审判，有助于增强案件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的信任度，使得当事人对法院裁判确定的义务依法履行。人民陪审员在实际参与审判的过程中，对法院工作会有全面、深入、客观的了解，通过他们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宣传，有利于社会各界了解法院工作的真实情况，消除社会上对法院审判案件中的猜疑和误解，进一步增强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第七，知识弥补价值。一些陪审员具有特殊的生活经历和专业、技术特长，可以在审判中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案情、提出意见，从而弥补法官知识经验的不足。尤其是陪审员参与审判，可以将民众所具有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带进审判过程并以此对案件作出判断，这就是有利于帮助法官克服其有可能出现的官僚色彩。同时，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与法官共同讨论、集思广益，充分发挥陪审员用社会视角观察问题、分析事物和独有的判断力。可以减少司法裁判中的独断专行现象，防止错案的发生。
三、改革与完善人民陪审制度
既然人民陪审员制度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而现实中又存在诸多的问题，那就必须对其进行改进和完善。“近年来，人们寄希望于陪审制度能够较好的遏制司法腐败，故强化陪审制度的呼声渐隆。”4《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颁布与实施则从立法上对这项制度进行了极大的完善，更进一步地为它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也赋予了它新的生命力。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于人民陪审制度的一些具体规定，再结合近年来理论界和实务界积极的探讨和实践，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来思考人民陪审制度完善的方向和模式：
首先是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案件的范围问题。很多学者呼吁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哪些案件是应该由陪审员参与审理的。“人民陪审员参与陪审的程序不够健全……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陪审员参与审理的案件应当在法律中作出明确的规定。”5《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此规定了“两个适用，两个不适用”。两个适用，就是这两类案件适用于人民陪审员参审，一类是一审案件，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的一审案件，还有一类就是刑事案件的被告、民事案件的原被告和行政案件的原告提出来要求陪审员参审的。两个不适用，一个是一审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另一个是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这样的规定尽管仍有些不太具体，但毕竟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后可以在实践的基础上再进行更详细的改进。
第二关于人民陪审员的选任问题。陪审员应当由法院进行挑选，然后报经人大常委会批准后才能成为候选的陪审员，因为陪审员要行使审判权，必须经过人大的同意才具有合法性。对于被选中作为候选陪审员的资格不用作太严格的要求，入选的人数也可以多一些，以扩大参与审判的公民的范围。然后， 法院再采用随机初选和当庭选定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个案选任。“随机选出的人数要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确定，一般应该在正式陪审员人数的三倍以上。然后，在开庭审判时由法官主持并且在双方律师参与的情况下对候选人逐个进行审查性询问，并最后确定本案陪审员的人选。在审查过程中，双方律师可以享有一定数量的否决权。”6对于陪审员的选择是否一定要强调素质和质量，可以说是众说纷纭。从现在《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陪审员要具备大专以上学历的规定和现在各级法院正在进行的陪审员的岗前培训可以窥见，立法机关对于陪审员的要求还是强调精英化的。这也是对我国现在陪审员素质普遍偏低对症下药的作法，笔者对此是持赞同态度的。尽管西方更在意普通民众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依靠经验和良知形成的内心确信而不是知识的多寡，但对我国目前陪审制度存在的种种缺陷来说还不能过早的强调陪审员的泛大众化。只有等到陪审制度真正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而公民的宪法意识和法律观念有很大提高的时候，再提倡人人都可以做陪审员才有其合理的基础。
第三，关于陪审员的职能发挥问题。按照我国现实的情况，照搬西方陪审团和法官分别行使事实审和法律审的职能的作法是不现实的。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陪审员是和法官组成合议庭，共同行使审判职能的。但在实际庭审中，陪审员的职能远未发挥出来。而且对于个案要不要陪审员来组成合议庭的问题，由于原来法律的规定存在着选择的余地，很多实际应该有陪审员参与的案件中没有找陪审员参加，全部由法官组成了合议庭。对于合议庭中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的人数比例问题，《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对此规定必须有不少于三分之一的陪审员参与组成合议庭，这就在形式上保证了陪审员参与审判的权利。同时，《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还对合议庭中陪审员作用的发挥作了进一步的规定，明确了陪审员和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利，同时还规定了保证陪审员主张权利的程序，即“必要时，陪审员可以要求合议庭将案件提请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这些制度的确立对于更好的发挥陪审员的职能必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第四，关于人民陪审员的任期和能否连任的问题。学者普遍的观点是认为人民陪审员经过一定的期间应该进行更换，而不能无限制的连任下去。“……陪审员任期宜短不宜长，而且最好明确规定一位陪审员在一定期限内（如半年或一个季度）只参与一个案件的审判。” 7这是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所谓“陪审专业户”引发的问题而言的，确实是切中要害的。让一部分人民陪审员长期担任而不更换不但不利于调动和保持其参加陪审的积极性，也有悖于设立陪审制度的初衷，不利于发挥陪审员在审判中应起的作用，也失去了人民陪审的意义。而且，由一部分人长期占据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也剥夺了更多的人担任陪审员的机会，限制了司法民主的范围。而《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九条只规定了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没有规定能否连任，这样从法律上讲，只要符合人民陪审员任职条件，经法院院长提名，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就在当选之列，就可连选连任。这是不妥当的。因此，有必要在今后的实施细则或者有权机关的解释中明确人民陪审员不可连任或者只能连任两届，具体规定可以再视现实中的实施情况而定。
总之，随着《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的正式实施，我国开始了对人民陪审员制度全面完善和改造的进程。在当前司法改革开展的如火如荼的背景下，人民陪审制度的完善也成为了这个系统工程的重要一环，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只要我们有了正确的方向，坚持对法治的信仰，我们的努力就可以使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一个新起点。
1、《 对我国陪审制的否定性评价》，廖永安 李旭，原载中国民商法律网，2004年10月17日。
2、《对我国陪审制的否定性思考》，申君贵，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4期，第14页。
3、《诉讼公正之程序保障论－民事诉讼程序之优化》，陈桂明著，中国政法大学1995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8页
4、《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陈卫东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第134页。
5、《司法改革研究》，王利明著，法制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391页。
6、《陪审制度纵横论》，何家弘著，载《法学家》1999年第三期
7、《陪审制度纵横论》，何家弘著，载《法学家》1999年第三期
杭州市技术合同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技术合同登记管理办法(试行)
杭政〔1986〕66号
(1986年6月20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技术合同的登记、管理、维护技术市场的正常秩序,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特制定本试行办法。
第二条 在杭州市行政区域内的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依法订立的技术合同,都必须向当地技术合同登记部门办理登记、备案手续。
第三条 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和各县科学技术委员会,分别为市区和各县的技术合同登记管理部门。
第四条 技术合同登记范围包括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三类。
(一)技术开发合同,包括委托开发合同和合作开发合同;
(二)技术转让合同,包括专利权转让合同、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和非专利技术转让合同;
(三)技术服务合同,包括技术咨询服务合同和其它技术服务合同。 有关专利的转让合同按专利法规办理。当事人应将合同副本送技术合同登记部门备案。
第五条 技术合同中必须明确以下内容:
(一)项目名称;
(二)合同标的内容、范围和要求;
(三)履行的计划、进度、期限、地点和方式;
(四)价款或报酬及支付方式(包括中介方的收益);
(五)验收标准和方式;
(六)技术成果的分享(包括是否告知该项技术后续改进的详细内容,是否允许该项技术转让给第三方,是否要求预付入门费及告知已转让的次数和地点等);
(七)风险责任的负担;
(八)违约责任;
(九)争议的解决办法;
(十)名词和技术术语的解释。
在技术合同中,必要时还应明确提供技术能力、资金保证等有关内容。
第六条 个人或民办科技机构的技术转让项目均须立具该项技术成果法律保证书。
第七条 本市范围内(包括市辖各县)单位、组织或个人之间签订的技术合同,由受让方(委托方)向所在地的技术合同登记部门登记,并将登记盖戳后的合同副本送一份给出让方(受托方)所在地的技术合同登记部门备案。
技术合同登记后由受让方(委托方)所在地的合同登记部门出具登记证明。
本市范围内(包括市辖各县)单位、组织或个人与市外单位、组织或个人签订的技术合同,除按受让方(委托方)所在地的规定办理登记处,还应向本市技术合同登记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八条 技术合同登记部门在办理登记时,应按有关规定,认真审核。如发现合同主要条款不齐全,责任不明确,手续不完备的,应告当事人补正后再予登记。如合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除不予登记外,还应按规定转送有关部门处理:
(一)违反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危害社会利益和公共道德的;
(二)非法垄断技术、侵害他人利益,妨碍技术进步的;
(三)在现有技术水平上,不可避免会严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或者损害珍贵资源的;
(四)采取欺诈、胁迫手段,以及代理人超越代理权限或者无权代理而擅自签订的。
第九条 未经登记备案的技术合同,不能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信贷优惠待遇,不能办理结算业务。
第十条 技术合同登记部门有权检查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必须如实反映,提供有关材料。登记部门负有保密责任。
第十一条 技术合同发生纠纷时,应由当事人各方协商解决,协商无效,可由当事人向合同仲裁机构申请调解或仲裁,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市科技和财税、银行等有关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杭州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今后,如国家和省有新的规定,按国家和省的规定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