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东莞市财政供给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干部医疗费用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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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毒胶囊”事件
2012年4月15日央视《每周质量报告》：《胶囊里的秘密》
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是全国有名的胶囊之乡，有几十家药用胶囊生产企业，年产胶囊一千亿粒左右，约占全国药用胶囊产量的三分之一。
在前后长达8个月的调查中，记者发现河北学洋明胶蛋白厂和江西弋阳龟峰明胶公司两家明胶生产企业，用“蓝矾皮”生产的明胶，通过隐秘的销售链条，流入儒岙镇部分胶囊厂，生产加工药用胶囊。
“蓝矾皮”是工业皮革废料，由于皮革在工业加工鞣制时使用了含铬的鞣制剂，导致铬残留，使用这种“蓝矾皮”加工的工业明胶，重金属铬的含量一般都会超标。2010版《中国药典》明确规定，药用胶囊以及使用的明胶原料，重金属铬的含量均不得超过2mg/kg。
记者在华星、卓康两家胶囊厂，分别对“蓝矾皮”加工的工业明胶和药用胶囊成品进行取样，送到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经过检测，这两家厂的白袋子明胶的铬含量分别为62.43mg/kg和103.64 mg / kg，按照国家标准中铬含量不得超过2mg/kg的规定，这两种明胶重金属铬含量分别超标30多倍和50多倍。两家厂的药用胶囊样品中铬含量分别为42.19mg/kg和93.34 mg / kg，分别超标20多倍和40多倍。
随后，记者分别对青海格拉丹东药业公司和吉林长春海外制药集团公司两家制药厂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两家药厂的确都在使用浙江华星胶丸厂生产的药用胶囊。
最后，根据调查中掌握的线索，记者分别在北京、江西、吉林、青海等地，对药店销售的一些制药厂生产的胶囊药品进行买样送检。检测项目主要针对药品所用胶囊的重金属铬含量，经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综合检测中心反复多次检测确认，9家药厂生产的13个批次的药品，所用胶囊的重金属铬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规定2mg/kg的限量值，其中超标最多的达90多倍。
二、生产、销售铬超标胶囊的行为，涉嫌什么罪？
截止2012年4月20日，公安机关已对26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检察机关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对9名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
生产、销售铬超标胶囊的责任人，是否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据此，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指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即可构成犯罪，行为的危害后果、涉案金额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如果认定生产、销售铬超标胶囊的责任人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前提是药用胶囊属于食品。
我们先来看看相关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九十九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一百零二条规定，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药品，是指用于预防、治疗、诊断人的疾病，有目的地调节人的生理机能并规定有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用法和用量的物质，包括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血清、疫苗、血液制品和诊断药品等。
　　辅料，是指生产药品和调配处方时所用的赋形剂和附加剂。
对照法律规定，药用胶囊并非食品。从各地报道看，事实上人们也没有把药用胶囊用来直接食用。所以说药用胶囊不是食品是应该没有异疑的。药用胶囊也非药品，比较正确的说法是药品辅料，主要是供给药厂用于生产各种胶囊类药品。从而说明，生产、销售铬超标药用胶囊的责任人，并非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当然，生产、销售铬超标胶囊的责任人不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并不是说不构成犯罪。
与此有关的罪名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2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50万元以上不满200万元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销售金额200万元以上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还有生产、销售劣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生产、销售劣药，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本条所称劣药，是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规定属于劣药的药品。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4月20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全面部署药用胶囊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会议指出本次媒体曝光的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是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标胶囊生产劣药案。
以上罪名最大的区别在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行为犯，是指只要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危害行为就构成既遂的犯罪。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和生产、销售劣药罪是结果犯，是指不仅实施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必须是涉案金额5万元以上，生产、销售劣药罪必须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
本人倾向于生产、销售铬超标胶囊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



王克先，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主任，一级律师
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QQ：294646
地址：浙江省新昌县


宪 法 委 员 会
——中国宪法监督模式的理想选择

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检察院 张庆奎

宪法的贯彻执行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法制状况的标尺。从民主的角度来说，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如果宪法得不到实施，将导致一国的根本制度遭受侵害、破坏，甚至根本改变。从法制的角度来说，宪法是一个国家法制的核心，它是各种法律和法律制度制定和建立的基本依据。如果宪法不能正确、全面实施，这种以宪法为中心的法制体系的完备和统一也就无从谈起，社会就会出现混乱，乃至无政府状态。
监督宪法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早已成为各宪政国家的共识。当今各国一般都确立了符合本国国情的宪法监督制度。就宪法监督的主管机关而言，主要有三种模式：（1）司法机关监督：这种制度起源于美国，以美国、日本最为典型。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它所受理的具体案件中，有权宣布该案件适用的联邦法律或州法律是否符合联邦宪法。违宪判决作为一种判例，对各级法院均有约束力。（2）立法机关监督：即由国家立法机关解释并监督宪法实施。承认议会至上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都采用这一模式。（3）专门机构监督：即在普通司法机关或立法机关之外，另设宪法法院或者是宪法委员会专门负责解释和监督宪法实施。
我国的宪法监督应该采取何种模式，专家学者历来是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四种模式可行：（1）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2）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3）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宪法审判权；（4）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笔者认为我国宜采取第一种模式，即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地位高于其他专门委员会，专司解释宪法和监督宪法实施之责。理由如下：
一、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符合我国现行宪法相关规定
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宪法的实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权监督宪法实施。由此可见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仅是宪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化，符合宪法规定，不需要修改现行宪法，因而比较可行。
二、设立独立的宪法法院，与现行宪法一府两院架构冲突
在立法机关和法院系统以外，创设独立的宪法法院与我国现行一府两院架构冲突。如此以来，将削弱全国人大这一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威，会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全世界现有40多个国家采用这种模式，其中绝大多数为大陆法系国家。纵观这些国家的“宪法法院”，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大多被政党左右，动即颠覆政府，使国家长期动荡，并不适合中国国情。
三、最高法院行使宪法审判权，将使审判权过于膨胀
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由最高法院行使宪法审判权似乎比较妥当。然而如此以来，最高法院对立法机关、行政机关的制约过于凸显，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法律监督将无法实现，我国又不具备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体系，必然导致各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失衡。
四、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宪法监督权力不从心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有权监督一切法律的实施，从理论上讲，最高人民检察院当然有权对违反宪法的行为进行监督。建国初期的有关法律虽然有相应的规定，如：1961年的《检察署组织条例》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对政府机关、公务人员和全国国民之严格遵守法律，负最高的检察责任。”1954年的《检察院组织法》也有相应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发现国务院所属各部门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提出抗议。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发现本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违法的时候，有权要求纠正。”但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以及缺乏具体操作程序，这种一般监督并未真正实施。鉴于检察机关在我国国家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受权威性所限，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宪法监督权将力不从心，很难收到良好效果。
综上所述，在全国人大设立宪法委员会既符合现行宪法规定，又无须对现行宪政体制作较大的变动，无疑是我们的理想选择。宪法委员会由全国人大选举产生，向全国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不受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干涉，宪法委员会委员非经法定程序不得罢免。全国人大应制定专门的法律，授予该机构相应的职能，明确宪法监督的范围和程序以及违宪责任，使其立法审查和监督的作用得以充分表现，以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和国家法制的统一。
（作者：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检察院 张庆奎 271400 05383012345 zqk96@163.com）